第二年，靺鞨又被高句丽裹挟，会同百济，侵扰新罗。新罗不敌，危在旦夕，唐朝见状，急忙派遣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征讨高句丽。由此，唐朝灭亡高句丽、百济之战的帷幕，正式拉开。此后，唐高宗先后数次对高句丽用兵。其中，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唐高宗再遣契苾何力、苏定方等率十万军，进攻高句丽。此战，靺鞨兵又被高句丽推到抵御唐军的最前沿。据《旧唐书》记载，高句丽统帅渊盖苏文“请高句丽兵十五万屯辽水”，又“引靺鞨数万据南苏城”。但靺鞨士兵据守的南苏城，很快就被唐将契芯何力“奋击破之，斩首万级”。笔者认为，《旧唐书》对靺鞨士兵的数量，未免夸大了。以当时的靺鞨族群总人口而论，靺鞨兵无论如何，达不到数万之众，除非是算上老幼妇孺的全体部众。但有一点可信，那就是南苏城破后，作为高句丽的炮灰，靺鞨人再度遭到了唐军的无情屠戮。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高句丽权臣渊盖苏文去世。渊盖苏文诸子不和，并导致高句丽内乱，这就给了唐朝绝佳的可乘之机。渊盖苏文长子泉男生，不满弟弟泉男建夺权，转而向唐朝投诚求援。唐高宗立派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领兵救援泉男生。而后，各路唐军齐头并进，讨伐高句丽。至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朝终于灭了东北地区的强国高句丽。而后，唐朝将其境划分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并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以统之，任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领兵两万镇守高句丽故地。

　　高句丽灭亡后，唐朝最为头疼的，当属如何防止高句丽遗民造反。当时，高句丽故地的民心不服，屡屡叛乱。咸亨四年(公元673年)，高句丽余众起事反叛，大批忠于高句丽的靺鞨人，也参与其中。唐朝特派燕山道总管、右领军大将李谨行（粟末靺鞨首领突地稽之子），前往平叛。显然，高句丽故土的靺鞨人，对李谨行的粟末靺鞨出身不感冒。李谨行刚于瓠芦河(今朝鲜洛江中游)之西，大破高丽叛众。很快，“高丽引靺鞨”之众，便又猛攻李谨行妻刘氏所在的奴城(今平壤西北)。为了安抚高句丽故土的遗民及靺鞨人，仪凤二年(公元677年)，唐高宗册封，时已虏至内地，任工部尚书的高句丽末代君主高藏，为辽东都督，命其重返高句丽。寄望高藏重返故土后，能安抚当地民众，稳定局势。哪知高藏返回高句丽后，竟暗自勾结靺鞨人谋反。最终，事泄而谋不成，高藏被唐朝流放至四川邛州，后死于贬所。

　　为彻底杜绝高句丽遗民的反抗，被激怒的唐朝开始大规模，向外迁徙高句丽遗民。原高句丽统治民族高句丽人，则是重点迁徙对象。上至高句丽王公大臣、商旅名流，下至百姓中身强力壮者，皆被强制迁往内地，唯有“弱窭者留安东”。学者考证，高句丽国内生活着，高句丽人、汉人、靺鞨人，还要少量契丹人、突厥人、新罗人、百济人。对唐战争中，高句丽军至少战殁20万。高句丽灭亡后，高句丽总人口仍有69.7万户，约350万口。其中，高句丽人约100万（亦说为110万）。至于被掳往内地的高句丽人，学术界认为，少则34.5万，多则50余万。随着新罗向半岛北部的不断扩张，高句丽南方的小部分人口，成了新罗属民，数量约有19万。剩余的高句丽人中，流入突厥至少10万，流入靺鞨及后来的渤海国，亦不少于15万。另有不到2000人，流入日本。能够留居故地的高句丽人，则仅存万余人。

　　就这样，随着高句丽政权的国灭政熄，高句丽人作为一个民族，彻底淡出了历史舞台。
　　日期：2019-08-03 20:41:01
　　五、
　　介于靺鞨人长期效命于高句丽，并积极参与高句丽遗民的反叛。唐朝特将靺鞨人中，那些具有反唐倾向的激进分子，共约数万人，一并掳至内地。虽不是举族皆迁，但靺鞨各部的上层首领、酋长，俱在迁徙之列。由于群龙无首，那些留在故土的靺鞨部众，就成了一盘散沙，只得乖乖臣服于唐朝的安东都护府，为唐朝效命。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唐朝名将刘仁轨征讨新罗，破其众于七重城，期间，刘仁轨曾“以靺鞨兵浮海略南境，斩获甚众”。这些为唐朝驱使，同新罗厮杀的“靺鞨”，就应是原属高句丽，后归附唐朝的的靺鞨部众。

　　作为第三批内迁的靺鞨人，粟末靺鞨、白山靺鞨都曾臣属于高句丽。但白山靺鞨同高句丽的关系更为密切，算得上是高句丽的忠心爪牙。故而，白山靺鞨成了唐朝重点防范及迁徙的对象。据《旧唐书》记载，“白山部素附于高丽，因收平壤之后，部众多入中国”。除了粟末靺鞨、白山靺鞨外，“泊咄、安居(车)骨、(号)室等部亦因高丽破灭后，奔散微弱，后无闻焉”。依往前惯例，第三批内迁的靺鞨人，照旧被唐朝安置于营州。这样，靺鞨族群最重要的两个部落粟末部、白山部便聚于一地。又因此前，粟末靺鞨最先迁入营州，且数量至少有四、五万之众。相比于后来的白山靺鞨，先入为主的粟末靺鞨明显占有主导优势。于是，白山部逐渐融入粟末部中，成为广义粟末靺鞨的一部分。机缘之下，粟末靺鞨越发壮大。

　　当时，营州是唐朝为控制东北地区的契丹、奚、突厥等部族，大力打造的地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重镇。为强化管理，唐朝特于营州，设立营州都督府。随着大量靺鞨部众的不断涌入，营州也成了靺鞨人最为集中的聚居地。到武则天时期，营州地区的靺鞨人高达十万以上。可居于营州的少数民族，不止靺鞨一支民族。尤其，在唐朝“复置东夷都护府于营州，兼统松漠、饶乐地，置东夷校尉”后，营州的管辖范围扩大至契丹、奚两番。同时，契丹、奚两番在营州的地位，也逐渐压过靺鞨。学者推测，不计奚人，营州所辖的契丹大贺氏联盟，就有八个部族，二十万人口，兵甲四万余。若以两番合计，其人数更是大大超过了靺鞨。受此影响，营州城内的靺鞨人被迫抱成一团，早先内属的靺鞨人与新内迁的靺鞨人加速融合。但在另一方面，营州城内的靺鞨人，也开始对当地日益强大的契丹集团产生依赖。

　　武周革唐命后，刚愎自用的营州都督赵文翙肆意凌辱治下百姓，激起了包括契丹、靺鞨在内的各族民众强烈不满。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营州所辖的契丹地区发生饥荒，广大百姓生活无著，穷困潦倒。而营州都督赵文翙不仅不加赈给，还“视酋长如奴仆”，加之，赵文翙曾多次侵侮契丹部属，引得契丹民怨沸腾。五月十二日，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趁机发动叛乱，攻陷营州，杀了营州都督赵文刿，史称，营州之乱。表面上看，营州之乱是由营州都督赵文翙的个人原因引起得。但实际上，仅凭赵文翙的个人因素，不可能造成如此大规模的叛乱。所谓“契丹饥，不加赈给”，“视酋长如奴仆”等，只是叛乱的诱因和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