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8-04-12 10:16:51
　　陈寿撰写《三国志》，行文极尽简略，却很明确地交代了谯周思想感情和政治立场的波动、转变全过程。谯周从前期忠诚蜀汉、劝进先主、前线赴丧、诤谏后主，到后期厌弃蜀汉、题写标语、撰文反战、极力劝降，整个过程的脉络异常清晰。
　　从忠诚蜀汉到背弃政治，谯周始终恪守着一位正统儒者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操守。在儒士谯周的世界观里，天下只有一个，能够代表天意而治理世间的所谓天子因此也只能是一个，而决无可能是两个或者三个。他在前期曾经以无限的热忱忠诚蜀汉、拥戴刘备父子，未必是仰慕于他们具有的超凡脱俗人格魅力—后主刘禅作为守成之君谈不上什么人格魅力，先主刘备虽然英名盖世，但是他当年应邀入川而此后夺人土地、反客为主，这在很多益州士人看来并非正人君子所为，未必值得敬重。谯周以及包括谯周在内的绝大多数益州士人之所以热切支持蜀汉政权、倾心拥戴刘备父子，关键取决于古代正统儒生所具有的家国情怀，所谓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时值中枢失灵而天下倾危、战端频起，天下仓生无所归依、流离失所，在这种乱局之下，各方志士都在苦苦寻求治世之道，寻找恢复正常秩序的出路。益州人一度寄希望于曹操，但是在赤壁战后，曹操势力被局限于北方，刘备集团声威骤起，尤其是刘备集团入蜀后奉行的“嗣武二祖、龚行天罚”政治纲领恰逢其时、憾动心灵。虽然当时汉室衰微，但大汉正统仍然是包括曹操在内天下各方势力共同尊奉的最大公约数。在益州人看来，提振汉室天威、恢复天下秩序是他们当时唯一值得期许、唯一能够期待的政治出路，除此之外几乎别无选择。

　　谯周等益州士人赤诚拥戴刘备父子，他们所期待的实际是要通过兴复汉室终结天下纷扰、尽快恢复秩序。古代士人力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兴复汉室的光荣与梦想之下，所有人、所有方面都可以抛却其个人在地域、家族、阶层、认知等各个方面的差异，地无论南北、人不分男女，八方志士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戮力同心、前赴后继地向着同一个目标迈进。这是蜀汉政权在刘备、诸葛亮时代的情况。

　　然而到了中后期，蒋琬所奉行的现实主义中间路线随着施政高层的更替，对于“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基本纲领高举轻放，遂使“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政治原则几被淡忘，“奖率三军、北定中原”的政治理想渐行渐远，最终变成在政治上绝对正确、但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繁文褥节,终于由此前的“战而不大举、和而不苟安”走向得过且过、割据偏安的政治异化，所谓：“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不如且保国治民,谨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蜀汉的政治理想信念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最终使维系政权内部精诚团结的精神支柱轰然崩塌，益州士人对于蜀汉的政治立场和态度转变。

　　从《三国志》里的记载看，谯周“身长八尺，体貌素朴，性推诚不饰。无造次辩论之才，然潜识内敏。”是那种不修边幅、不会伪饰、不善辞令、不谙事故、没有变通的儒士，以他的渊博学识和具有深重书生气的政治信条，蜀汉政权既受命于天，则势必要矢志不移、坚韧不拔地采取行动一统天下。蜀汉施政者实行
　　闭境勤农的休养生息政策尚可理解，但是后期终于“天下有变”而依然沉湎于“保国治民,谨守社稷”的军事保守主义路线，乃至于长期保持与北方政治集团并立并存、彼此相安，则政权无疑像杜琼提示的那样是假借天命、痛失众望的割据苟安政权。至此，谯周的政治态度发生彻底转变。他在杜琼去世后又不断推敲琢磨杜琼的言论，继而触类旁通、发扬光大：先主刘备的名子里有个“备”字，备就是具备；后主刘禅的名子里有个“禅”，禅的意思就是授予。如果把两位皇帝的名子联系起来，意思就是“具备了把国祚天命授予别人（曹魏政权）”。事已至此，则此后的施政者姜维虽然重新高举北伐旗帜，宣扬蜀汉正统，但这已经无法唤醒谯周对于政权曾经具有的政治记忆。谯周本人个性决定着他一旦从内心里认准的事情，是轻易无法再次逆回的。姜维于取得施政主导权后大举出动、连年征战，在谯周看来那只不过是在这个割据苟安政权里的一个具有偏执倾向的军事冒险人物在孤注一掷地穷兵黩武、负隅顽抗而已。如此兴师动众，除了空劳益州人财、逆抗天下统一大势之外，别无任何意义—这正是他奋然撰写《仇国论》里的立意。

　　到公元262，蜀汉皇宫里一棵大树无故折断，内心充满激愤忧思的谯周触景生情，于是在柱子上用大字写道：“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如果把所有这些信息贯穿起来，则蜀汉中后期的事情包括谯周在最后关头的极力劝降，便有了极其清晰的脉络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