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三国后期，曹魏政权内部历经叛乱、几度废立，但令后人诧异地是，曹魏政权起伏跌宕、乱象丛生，其舆论工作却一直做得沉稳扎实、有声有色。公元263年，司马昭命令邓艾、钟会等率多嘴军队讨伐蜀汉，在此之前不久，魏都洛阳发生了骇人听闻、震惊历史的成济弑君事件，魏帝曹髦因不堪忍受司马昭专权，发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怒吼，带领宫殿侍卫起兵“造反”，最终被司马昭的亲信成济弑杀身亡。魏帝曹髦遇难后，魏廷百官无人敢到现场悼念—后来只有太傅司马孚到场哭丧，司马孚是司马昭的叔叔，也是曹魏朝堂隐藏得最深的人物，他在司马氏父子谋逆过程中始终扮演着“红脸”角色，为稳定家族事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基石作用。

　　史书记载在安葬魏帝曹髦时，送葬的是几乘破败车辆，没有旗帜礼乐，也没有臣僚送行。洛阳百姓纷纷围观议论，有人掩面而泣。北方事已至此，而魏军统帅钟会征蜀途中竟也向蜀汉方面发出一份义正词严、声势激昂的征讨檄文—《移檄蜀将吏士民书》。那么，这份檄文又将如何评述他们身后那段不堪回顾的逆乱之事呢？且看《钟会传》里记载—
　　“武皇帝神武圣哲，拨乱反正，拯其将坠，造我区夏。高祖文皇帝应天顺民，受命践阼。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业。然江山之外，异政殊俗，率土齐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顾怀遗恨也。今主上圣德钦明，绍隆前绪，宰辅忠肃明允，劬劳王室，布政垂惠而万邦协和，施德百蛮而肃慎致贡…”
　　日期：2018-03-04 17:07:22
　　钟会在这篇檄文里表赞曹魏三祖（即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孙子曹曹叡）英武圣明、功业盖世，其中虽有溢美之词，但整体上也算基本属实。发布者通过极力颂扬三祖不世之功论证其为正义之师，其时已经完全背离了曹魏三祖的嘱托和遗训，在叛逆和奢僭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钟会还在檄文里炫耀北方时局：“今主上圣德钦明，绍隆前绪，宰辅忠肃明允，劬劳王室。”“今主上”就是指当时的傀儡皇帝曹奂，他是曹操的孙子、燕王曹宇的儿子。司马昭在其亲信成济弑杀皇帝之后也面临着空前的舆论压力，无奈只好拥立曹奂为帝，曹奂当时只有15岁，在朝堂上没有一兵一卒，任何举动都处于司马昭的监控之下；文中的“宰辅”则是指权臣司马昭，他当时既已专横跋扈到如此地步，则不仅谈不上“忠肃明允，劬劳王室”，而且站在曹魏王室的角度看已经是彻头彻尾的乱臣贼子。

　　以当时的正统理念评判，钟会率领的这支曹魏军队已经与皇帝和曹魏王室没有丝毫干系，他们完全听命于权臣司马昭，因而已经谈不上是什么王者之师、正义之师，而是不折不扣的助桀为虐、为虎作伥的叛逆之旅。然而，这份已经虚伪到无以复加的征讨檄文却在蜀汉境内发挥出极其强大的舆论威慑。蜀汉守将傅佥、马邈人等闻风而降，北军南下如同摧枯拉，“百姓扰扰，皆进山野，不可禁制。”在决定蜀廷去向的最后关头，谯周劝降更是挖空心思、煞费苦心，唯恐后主迟滞一步。谯周最后甚至以身作保：“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

　　从《三国志》记载来看，司马昭灭蜀之际，蜀汉内部崇魏媚外的舆论氛围已经浓厚到弥漫周遭、无处不在的地步。因此，朝堂百官面对谯周的劝降之词，没有人站出来反驳（《谯周传》：“众人无以易周之理”）。这也正是谯周此前在公众场合书写政治标语的舆论基础。“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应该说这代表了蜀汉士人当时的思想动向。在这股强大的舆论思潮之严重浸蚀，蜀汉政权的法理基础已经被掏空，在北军南下时已经如同一堵严重倾危、摇摇欲坠的残垣，其最终的败落只须轻轻一推。

　　这实在是再诡异不过的反常局面：蜀汉政权直到灭亡之际，其内部依然完好无损地保持着当时最基本的政治秩序，君臣上下，尊卑有序—用现在的眼光看，这可能是封建糟粕，但是在千余年前，这曾经是维持古代社会平稳运行最基本也是最先进的文化礼仪和政治制度—蜀汉的政治制度和政权文化纵然不是最先进的，最起码也比北方政权要优越清明得多，北方权臣司马昭的亲信把皇帝都给杀了，司马昭在灭蜀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筹划“禅让”，他只是死得太早，这个事情最终由他的儿子完成，然后过不了多久中国社会便空前绝后地陷入超长时间和超大规模的集团性自杀和杀他、他杀。

　　而蜀汉官民熟视无睹于其自身所具有的政治和政权文化优势，却醉心迷惑于北方政权在幅员和军事上的强势，整体陷入日趋浓厚的崇魏媚外之迷失，甚至在对方出现弑杀皇帝的惊天巨变之后依然倾情拥戴而心向往之：哪怕北方血雨腥风，但空气是甜的。
　　蜀汉这种诡异的社会舆论导向，初始于蒋琬在国策战略方面的改变。引导舆论从激进的、理想主义色彩浓重的北伐战略回归于现实主义中间路线，蒋琬的施政方针本身并无问题，这在前文有述。问题是在改变国策的具体实践中，随之而来的是对于理想主义诸多元素的消解—政权的理想信念和基本社会现实，是任何政治集团都必须要正确面对、认真处理的事之两面，如何在推动现实政治向理念信念转型过程中因时而动、避免空劳国力，或者是由激进的理想主义路线向现实需要改变而期间能够始终保持其最初始的政治信念，这在任何时期都是极其高危、高难度的重大政治课题。面对这样的课题，封建社会的历代治理者都没有做得很好，蒋琬和费祎并不算是其中的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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