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野圭吾式七宗罪——致敬东野创作史的7个故事》
第4节

作者: 葵田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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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已至此,后悔也无补于事,我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想出办法,逃脱警方的追查。首先是要伪造外贼入侵的现场,然后,我需要为自己制造一个不在场证据。我可以偷偷溜出小区再折回来,让门卫或者保安作为我刚到家的时间证人,剩下的关键,就是要营造在那个时间点,我老婆还活着的假象。
  我想到的办法是用恐怖电影的声音片段模拟我老婆的呼喊声。事实上,这个桥段我以前在某本儿童侦探小说里看到过,你们想笑就笑吧,在当时的形势下,我也没有更多选择了。
  我迅速在网上搜索到了类似的视频,并且把声音部分剥离出来。别看我这个样子,好歹是文化公司的人,所以编辑软件用得还不错。另外,不得不感慨互联网的便捷,只要输入“恐怖”的关键词,无论是视频还是图片,要多少有多少。

  声源有了,接下来要考虑的是播放设备和播放方式。相比于声源,后者才是计划成功的关键。
  不能用电视机或者唱碟机,如果警方发现这类设备一直开着,立刻就会识破其中的机关。也不能用定时播放的方式,譬如闹钟什么的。有人听到呼叫声和我找到时间证人的时间最好差不多,定时设备容易出故障,而且万一有个什么状况,呼叫声响起时我还没能找到适合的时间证人,就白费心机了。
  总之,定时的风险太高,必须用遥控的方式才能根据不同的状况加以控制。
  而在现场能够应急利用的工具,只有手机了。
  首先,为了解决手机声量太小的问题,我用蓝牙方式将手机和家庭影院的音响连接起来。我老婆在家的时候,常用这种方式听音乐,所以不会引人怀疑。虽然在这种问题上吹牛不合时宜,不过,我家音响的效果真的不错,尤其是人声还原得很逼真,所以我有信心,一段突如其来而且时间不长的录音,听到的人是难辨真假的。事实证明也是如此。我本来希望在警方巡查的时候有邻居作证听到呼叫声就可以了,没想到会有人打电话给管理处,这只能说效果比预期还要好了。话说回来,住对门的那个女人,本来就是个大嘴巴,以前甚至到管理处投诉过我和老婆声音太大……

  至于如何控制播放,我使用了“特定来电人铃声”这个办法。我把剪辑好的音频存储到我老婆手机里,并且作为我这个号码的来电铃声。也就是说,只要是我打来电话,这段录音就会立刻响起;而只要不是我打电话,这段声音将无人听见。使用这个办法,不单可以灵活控制声音的播放时间,而且录音被其他人发现,或者不小心打开的几率非常低,可以说再完美不过。
  可惜,这一切都被杜警官看破了。前面也说过了,在和小区的保安们一起上楼之前,我没法给我老婆打电话。因为那时候如果我拨打电话,惨叫声不就再次响起了吗?因为这个破绽,杜警官怀疑问题就出在我老婆的手机里。最后,他从我老婆手机里找到的那段录音,从而宣判了我死刑。

  总之,当时我做完这些准备,就匆匆离开家。这时候,我犯了一个错误——起码现在想来是一个错误——把家里的门锁上了。这个做法让我自己陷入了不利的境地。因为如果警方不采信“盗贼入侵”之说,首先就会怀疑持有钥匙、能够锁上房门的人员。
  其实,我完全可以仅仅把门带上就离开,为什么非锁门不可呢?因为我担心我走了以后,有人会推门走进我家而提前发现尸体,计划就会失败了。怎么解释这种心理呢?好比到楼下丢个垃圾,一般人还是会忍不住把家门锁上一样,虽然明知被人钻空子的几率微乎其微,但还是不放心。我当时就是这个心理。
  同样是因为做贼心虚的心理作祟,我才会马上跑到小区门口为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据。就像杜警官说的,这样做太刻意了,反而图增别人怀疑。现在想来,与其去找门卫搭话,还不如远远逃离现场的好,譬如找个酒吧什么的喝上两杯,再打上一场架,这样就谁都记得我了。
  也许,我是担心时间相隔太久,警方会对死亡时间产生怀疑吧。也可能是我想尽快回到现场,最好是尸体被发现时我能在那里……罪犯不是都有这种冲动吗,心里按耐不住想知道事情会怎样发展……我也说不清楚了。
  以上就是我的陈述,其他没什么好说的了。
  动机吗?没有特别的原因,只是一时冲动而已。

  日期:2018-01-04 18:16:21
  探究之章
  丨警丨察的调查手记
  逮捕陈锐已经整整四天了。
  所有与犯罪相关的事实,他都一一承认,唯独犯罪动机的问题,这个人始终语焉不详。

  据了解,陈锐和朱凤儿是大学时期的同班同学,两人毕业以后就结婚了,至今已经16年。是什么原因让一个男人,残忍杀害与自己风雨同路十多年的结发妻子呢?
  陈锐一直说自己一时冲动,但到底冲动什么呢?而且,虽然他认罪的态度看上去不错,但是我看不出他为自己的冲动表现出应有的愧恨。他的眼睛不时流露出茫然和痛苦,但并不是后悔。
  但是,如果就陈锐和朱凤儿之间的潜在矛盾这一点而言,却并非无迹可寻。
  专案组对他们的个人背景和财务状况展开调查,一个情报很快浮出水面:这对夫妇各自的地位,处于极度不平衡的状态。
  朱凤儿出生在书香世家,父亲是国际上享有盛名的水彩画大师,母亲是大学文学院的教授。相比之下,陈锐的家庭背景则要普通得多,父亲是市商务局下属事业单位的一般职工,母亲是民办幼儿园的保育员,并且在陈锐大学毕业之前就退休了。也就是说,陈锐和朱凤儿首先在家境上存在巨大的差距。而且,事实还不止于此。在陈锐和朱凤儿结婚后的第5年,朱凤儿父母因为一场车祸双双殒命,朱凤儿一家一度陷入债务危机,但饶是如此,陈锐和朱凤儿在家中的位置,却并没有因此发生改变。原因在于,朱凤儿依旧是家里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经济支柱。

  朱凤儿是一个薄有人气的职业作家,早在大学时代,她就以一部描写新时代女性自主奋斗的小说夺得了某个文学大赛的最佳新人奖,并藉此出道。十多年发展下来,虽然称不上大红大紫,但她坚持倡导的女权主义观点,帮助她一直拥有数量稳定的读者群,有几本随笔和小说甚至差点跻身畅销书的行列。而她的丈夫陈锐,从结婚以后就一直作为她的专职编辑兼经纪人,所以,他们一家收入的高低,说完全取决于朱凤儿的书写的怎么样、卖得好不好也不为过。

  当然,你可以说从商业运作的角度来看,经纪人功不可没。但根据认识陈锐的人描述,这个经纪人的能力水平可谓相当有限:性格内向,不擅交际,而且行事懦弱,所以经常在谈判桌上败下阵来。他的那家文化公司与其说是和他老婆共同创立,还不如说老婆是老板,而他不过是个雇员。事实上,公司的股东也确实只写了朱凤儿一个人名字,陈锐没有半分股份,他的个人收入仅仅是作为朱凤儿的编辑,公司每月给他开出的固定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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