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在东汉末年所遇到的瓶颈，既为才略超群的曹操、刘备和诸葛亮所意识不到，他们在当时的历史环境所无法解决。曹操、刘备或者诸葛亮，他们既没有后人所掌握的历史纵深资源，更不可能超出他们所处的时代而把三国与之前的两汉和此后的两晋、南北朝以及再后来的隋、唐历史贯穿起来，从中探寻历史演变的基本脉络。
　　历史发展像是一群人在夜间行进，前路山叠水阻，周遭烟雨迷蒙。在一些关键的历史岔口免不了要出现混乱和争执。总有一些路径，看起来坦荡平顺但是走下去便是风雨交加、坎坷难行，甚至在历经挫折、付出惨重代价之后遇到悬崖绝壁，几经迂回最后又折返回原有的起点。还会有一些路口，看起来坎坷难行，但是走下去便会豁然开朗，无风无雨而一路坦途……所有这些都是身在途中的人们所无法预知的。只有到达新的高点，回顾所来路径，这才能看清哪些是坦途捷径，哪些是不归之途。这就是我们今天回顾三国那段历史。

　　三国争霸，事实上是曹操集团争得了最后的统一而得到历史检验——最终完成统一的司马晋政权出自曹魏集团，曹魏与司马晋之间的政治路线虽然各有差别，但是在权力衔接上一脉相承。可以说历史最后选择的是曹操与司马懿父子的魏（晋）路线。然而，在魏（晋）集团先后灭掉蜀、吴实现统一之后，中国历史只保持了十几年的短暂稳定，社会秩序尚未完全恢复而再次土崩瓦解，进入新一轮更加血腥漫长的战乱与杀戮，残杀先是发生在司马家族内部，这种同胞兄弟之间、叔侄之间乃至夫妻之间的相互残害持续长达16年，几乎将中原族群的精力耗尽，接下来便是少数民族对于华夏族群的屠杀，随着此后“衣冠南渡”，中国社会继而分裂为南、北两大政治板块，南北朝之间长期分裂对峙，在南朝和北朝的各自内部也是战乱纷争不断。换句话说，在魏（晋）集团终结三国乱局之后，中国历史进一步陷入更加混乱的深渊，期间先后有三十多个大小王朝交替兴亡，在更大的分裂、动荡和混乱中持续跌宕长达三个世纪，这才重新归于稳定而出现另外一番全新气象。

　　三国的事情，本身不算复杂。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三国之后，魏（晋）集团在终结三国乱局之后，却再次引发愈发漫长而不堪收拾的更大乱局。历史已经通过其自身演变对魏（晋）集团的政治路线作出评判。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对三国时代的正逆、忠奸问题进行重新检讨。人类社会是一个高度智能的生态系统,历史无法改写，却可以被铭记。
　　中国历史在东汉末期遇到的社会瓶颈，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其用人选拔制度出现了问题。曾经为两汉政府输供了大量优秀人才的察举征辟用人选拔制走到了尽头，成为东汉末期政治黑暗、乱象丛生的源头。
　　两汉的察举征辟制相对于此前的“世卿世禄制”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同几百多年后出现的科举制相比也有其独到的优势。因为后来的科举制始终未能像察举、征辟那样能够同时兼顾“以文取士”、“以德取人”。然而，察举征辟制的弊病也是与生俱来的。其致命缺陷在于没有确切的选拔标准，所谓的“孝廉”、“茂才”、“贤良”、“方正”由于缺乏考试环节，都没有也不可能有确切的选用标准，其举荐途径无非是要经过公卿大员的访问、考察，而不像科举制那样所有人都无须经过任何官员的公推举荐，而是“投牒自进”、任何人都可以报名参加考试。而且，考试成绩是选才用人的唯一标准，所谓“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察举征辟制的去标准化客观上为官府大员的人为操作留下无限空间。东汉社会本来就是由豪门大族所控制，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其既有利益而只举荐自己人，最终完全垄断了教育、垄断了知识、垄断了舆论、垄断了人口、垄断了土地、垄断了权力，垄断了所有的社会和经济资源，使全社会形成两个相互棚架、互不交集的阶级，王公贵族高高在上，商家豪贾上下其手，基层民众流离失所，终于形成大规模的民变。在镇压民变过程中，各地豪门豢养军队进而掌握了军事资源，形成了此后的无法无天的门阀政治，这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基本局面。

　　其实，东汉已经出现了科举制的萌芽。按照宋人徐天麟在其所著《东汉会要》中对于“孝廉”注释道：“西都止从郡国奏举，未有试文之事。至东都则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无异于后世科举之法矣。”也就是说到了东汉的某个时期，选官制度已经在原有的推举基础上增加了与学识和文案、申论有关的笔试，接近于数百年后出现的科举制。这应该是在造纸术出现以后的事情，因为察举征辟制缺失考试环节、没有明确的分数标准，实在不是因为统治者不重视人才的学识文墨，而是在客观上受制于当时社会的技术水平和基本条件。在纸张出现以前，所有书籍全部依靠刀刻、手抄而成，刀刻用的是竹简，手抄则用的是锦帛，无论刀刻还是手抄，都有着极其昂贵的成本开支，而且费工费时。东方朔当年应征自荐，他撰写的自荐材料刻写了三千片竹简，这三千片竹简需要由两个青壮年才能扛得起来。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接受教育是一个极端昂贵的过程，远非一般的中产家庭所能承受。

　　按道理说，在东汉出现造纸术之后，印刷术的出现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中国印刷术其实要比纸张出现更早一些，先秦时期的各类印章就是原始的雕版印刷。在纸张出现后，有人因而能把印章做得更大一些，已经接近于后来的印刷雕版。纸张和印刷术的出现极大地降低了教育成本，科举制的出现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将使社会中下层有机会通过读书、考试进入上流社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全面打破血缘世袭关系和士族垄断，激发社会活力。

　　然而，缘何在东汉已经出现雏形的科举制却于此后迟滞数百年，一直跌宕至隋唐时代才能够全面铺开？这便要归结于东汉晚期以及其后混乱的社会局势。因为造纸与印刷术的成熟、普及需要有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分裂与战乱意味着摧残与毁灭，兵荒马乱、生命如同草芥，更谈不上技术的创新与构建。而自东汉末期之后的社会局势长期动荡，战乱频发，经济凋弊，人人朝不虑夕，各方面都无法为造纸、印刷技术的成熟普及以及科举制的全面完善提供条件。

　　这些情况自然是曹操、刘备、诸葛亮这些三国人物所意识不到。他们更不可能意识到解决东汉末期中国社会面临问题所需要的技术进步，客观上需要在两汉之后再有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中国历史在汉末之后如果能有数十年的统一稳定，则完全可以支撑造纸术的成熟、书写用纸的基本普及，并由此推动印刷技术的成熟进步，随之而来的便是书籍成本的降低和教育在更大社会范围的全面铺开，进而对东汉察举征辟中的“试家法、课笺奏”予以完善而升级成为基本意义上的科举制，这样便可以把汉末出现苗头的门阀制度消灭在一个较浅层面，而不必要让整个族群在此后三百多年的分裂战乱、夷族入侵、北方沦陷的水深火热中挣扎煎熬，最终通过永远宁日的战争和杀戮使旧的制度毁灭而实现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