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7-11-03 14:33:03
　　认为文王死于非命者的推断依据，其实主要是《尚书》中一句话和《史记》记载的武王伐纣时的一个所谓“怪异”行为—那句话，就是西汉《礼记·坊记》篇摘引的《尚书·泰誓》中的一句话：“予克纣，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那个武王伐纣时的“怪异”行为，则是指他不自称王而自称“太子发”，尤其是出兵时还把周文王的木主（主即牌位）载在车上带着。

　　主张文王死在羑里并未能归国的人，就说武王带文王木主伐纣，意味着文王身死尸骨却不在周人手里、武王此行是去替父报仇；《泰誓》中的话，一再说“朕文考（我的先父）无罪”，就是暗示文王是无辜被纣王捏造罪名所杀。
　　由上面的一句话和一个行为，真的能得出文王是被纣王杀于羑里的结论吗？我们首先来看看那个行为，也即打仗带木主（木牌位）这种事在上古算不算“怪异”。
　　日期：2017-11-03 17:43:12
　　其实据古籍记载，古代君王出兵亲征时，是一定要带着祖先牌位随行的。一般认为编纂于战国时期的《周礼》一书云：“若大师，则帅有司而立军社，奉主车”。这意思就是说，君主大举出兵，必定要召集有关官员（太祝）在军中立祭祀土地的社坛，并安奉载有祖先牌位的马车。《礼记·曾子问第七》还讲了一个君主出兵带木主但闹了笑话的具体故事：春秋时齐桓公屡次出师征讨四方，另做了一个副本牌位带着出征，回来以后又把这个副本牌位放进宗庙里，导致出现一个祖先两个牌位的现象，因此遭到孔子的讥笑。

　　殷墟甲骨文显示，君主出征带祖先之“主”（牌位）的这种军礼或习俗，至迟在商代就形成了。甲骨文中无“庙”字，只有“宗”。“宀”像一个大屋子，“示”则像供桌上供着东西，也即“主”。卜辞有“甲申卜，令以示（主）先步”、“示（主）其从上涉”等记录，研究者认为这就是商王在行军时占卜祖先牌位该先走后走、从什么地方渡河的问题。
　　显然传世文献和出土资料都证明，商周时期君主出征带祖先牌位是当时军礼的一部分，是正常事儿，不带反倒“怪”，反倒不合于礼。它表示祖先神灵与大军同在，君主们以此来凝聚军心（当时军中将士多是同族），更方便随时祭祀祈求先祖，保佑军事行动一帆风顺、马到功成；反过来说，带祖先牌位并不是说该祖先被所讨伐的敌人杀害、所以要带着牌位去复仇的意思。
　　日期：2017-11-03 17:51:58
　　有人可能又说了，我看过《礼记》，你不要蒙我，武王带着祖先木主（木牌位）虽是对的，但是带文王的木主则是不合礼的，因为按《礼记》说，君主出征只能带“迁庙主”这种特定的牌位。
　　《礼记·曾子问第七》云：
　　曾子问，“古者师行，必以‘迁庙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迁庙主’行，载于齐车，言必有尊也。…”
　　那这“迁庙主”是啥意思呢？《礼记·王制》说，周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天子七庙”，即天子只修建供奉七代祖先牌位的七座庙。可如果一个王朝建立很久，已经为七位先祖立了七座庙，当时的老天子又驾崩，新君继位，该怎么安放新君亡父的牌位呢？汉人说，那就保留始祖庙，把始祖之外关系最远的那位祖先的庙象征性毁掉（一说是把高祖之父的庙象征性毁掉），把他的牌位从该庙中拿出，放在始祖庙（或祧庙）里，后几位祖先的牌位依次向前挪一个庙，空出最后一个庙，装进继位新君的父亲的牌位，以保持“七庙”之数不变。这就是“毁庙”、“迁主”。那个本庙已毁、被挪进始祖庙（或祧庙）中的祖先牌位，就叫“迁庙主”。显然，“迁庙主”只能是当时在位君王的远祖。

　　日期：2017-11-03 21:32:45
　　所以主张文王死于羑里的人说，按《礼记》记载，武王伐纣时文王作为周国新死之君、武王之父，其牌位不可能是“迁庙主”。为啥武王伐纣不带“迁庙主”而带文王木主？这种“非常规”的举动，不是暗示武王伐纣是为死在商人手中的文王报仇是什么？
　　在此笔者要提醒大家：《礼记》所讲之礼基本是周礼。传统史书说周礼是周公所制，但那些繁杂的礼仪显然不是一人、一时所能完成的。西周金文显示周代礼仪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周礼的真正成型要在西周中期以后。而武王伐纣在商末，周公还未制礼作乐，周礼还未开始制定更谈不上成型，所以你不能按《礼记》上的周礼规定去检验武王的举动是否合礼、是否是“非常规”。要辨别武王举动是否不合常礼，我们得用商礼来检验，即看看商代是否有君主出征必须带“迁庙主”的规定。（多说一句的是，《礼记》作为战国人编辑的古书，它上面记载的一些规范井然的制度，在周代是否真正实施过，还有待讨论。比如有人考证，春秋时期上至天子下至诸侯，其实都是一君一庙，所谓“天子七庙、诸侯五庙”的制度在周代尤其是西周时期是否真的存在过，目前还不能确定。）

　　日期：2017-11-03 23:25:49
　　谈商代出征时所带神主是否必须是“迁庙主”的问题，首先得从商朝的宗庙制度说起。《礼记·王制》篇说商朝是“六庙”，比周人少一庙。但殷墟甲骨文却证实这是不对的。卜辞显示，商人把某王的宗庙叫做“某宗”，殷墟里至少有十几“宗”，如大乙宗、大丁宗、祖乙宗、武乙宗、文武丁宗等等（都是直系先王而非无后代的旁系先王）。商人甚至还给一些女性先祖立“宗”，如妣辛宗、母辛宗。殷墟的宗庙区遗址也显示，可能为宗庙建筑物遗址的数量有二十余个。故而学界普遍认为，商人的宗庙远远多过“六庙”、“七庙”，是实行一王一庙制度的，并没有毁庙、迁主的做法。既然商人不毁庙、迁主，不把某远祖的牌位挪到始祖或其他远祖庙中，那自然就没有《礼记》中所谓的“迁庙主”了。商王出征所带的祖先牌位，又怎么会固定为“迁庙主”？笔者猜想商王出征所带的祖先牌位，应该是他们通过占卜选择的有大功业或亲缘关系近的祖先牌位。我们知道，周国在商朝时只不过是文化落后的小国，一直在亦步亦趋地学习追赶商朝的文化制度，商朝没有毁庙做法、没有“迁庙主”，周武王恐怕也不会懂得这些道道，他伐纣时带祖先牌位，怎么会按后世《礼记》所规定的那样只选“迁庙主”？

　　所以在商朝时期，商王或周君出征带祖先牌位，是不会限定为“迁庙主”的，那时还没这概念。武王伐纣时在那么多祖先牌位里之所以选择带文王牌位，古人都说了，是武王表示自己继承的是文王的遗志和功业；当然我们也可以想到，这也是武王希望父亲保佑自己伐商成功之意。武王伐纣带着文王牌位，这虽不合后世《礼记》所记的周礼，但并不违背商末之礼。武王的这种行为显然其中没有多么复杂或者隐晦的含义，并非是暗示文王死于商人之手、武王要替死于纣王之手的父亲报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