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纣王对鬼侯和鄂侯是直接杀掉，而对周侯姬昌却没有杀、而只把他囚禁起来呢？古代就有书籍回答了这个问题。《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说三》中写到：

　　纣王的宠臣费仲曾劝说纣王：“姬昌贤德仁义，百姓喜悦，诸侯归附，不能不杀，不杀必为祸患。”而纣王却回答：“你既然说姬昌仁义，怎么能杀呢？”费仲劝了多次，纣王都不听，没杀姬昌。所以后来商朝亡了。
　　不过《韩非子》中的这个故事，本来就是法家们用来抨击儒家的仁义道德之说的，以此来证明君王绝不可搞什么仁义道德，所以其可信度可想而知。真实的历史上，商朝时还没有仁义、仁政的概念，纣王显然不可能以这种理由不杀姬昌。个人猜测，纣王之所以不杀西方的周侯姬昌而杀了北方的鬼侯和南方的鄂侯，应该是出于以下的考虑：鬼国和鄂国的势力相对较弱，而且商朝的北方和南方都相对安定，杀了鬼侯和鄂侯，纣王也有信心摆平鬼国和鄂国的反叛，而且不用太担心北方和南方这两个区域有诸侯跟着这两国造反。（事实证明鄂侯被杀后，鄂国确实也没有办法复仇，而是被迫南迁到今天湖北随州一带了。）但纣王时周国势力已经今非昔比，一旦杀了周侯姬昌，周国必然反叛。况且西方一直是商朝祸患较多的一方，一旦周国造反，也许会引起连锁反应，造成整个西部的动荡。商朝要在东征东夷的同时平定周国为首的西方大叛乱，可能真的心有余而力不足，这自然是纣王最不愿看到的。有鉴于此，故而纣王难以下杀姬昌的决心。相反，纣王可能认为，不杀姬昌、只拘禁他，使他成为人质，周人投鼠忌器，反倒应该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动作来。事实显然也朝着纣王的预期发展，纣王拘禁姬昌期间，周人果然并没有敢反叛。

　　有人可能会说，你比较袒护纣王嘛，把纣王写得比较有政治手腕。其实不是我袒护纣王，历史上真正的纣王，绝不是像传统说法中那么昏聩残暴。且听下一节咱们慢慢讲来。
　　日期：2017-10-15 22:58:50
　　14，纣王—失败的改革者
　　中国自古以来的书籍上，对纣王的评价就是“昏君”、“暴君”，乃至“桀纣”成为坏蛋君主的代名词。前面我们写纣王时，也提到传统史书上对他的一些记载，如奢靡享乐、滥用民力，发明炮烙之刑，迫害忠良、滥杀大臣。除了杀鬼侯、鄂侯，囚禁周侯姬昌，后面我们还会提到，《史记》说纣王还杀了向自己进谏的叔叔比干（据说是挖心），废掉了重臣商容，并逼跑了王室贵族、贤臣箕子。（关于箕子的具体身份，一种说法是纣王的叔父，一种说法是纣王的庶兄。）

　　上面说的都还是历代昏君暴君比较常规的“恶行”，此外不少古书还记载了纣王很多“变态”级的暴行：什么砍开徒步涉水的人的腿，看骨髓是多是少啊；什么破开孕妇的肚子，看婴儿是男是女啊；挖名为虿（chài）盆的大坑养万千毒蛇，把犯人推里面活活咬死啊…总之是说纣王在残酷折磨人方面很有想法和成就。
　　不过，古书上记载的纣王的种种恶行，难道都是真的吗？纣王真的坏到头上长疮脚底流脓的地步吗？其实我们上面也曾为纣王的一些行为做过一些剖析，进行过一点“翻案”。比如我们说过，广修宫室、大建离宫别馆，并不是纣王时才搞的，而是多代商王都是如此，而且这也是出于加强对全国统治的目的；再比如，纣王杀死鬼侯、鄂侯，囚禁姬昌，也并不是简单的“滥杀贤臣”，而应该是为了给商朝去除隐患。从这几点我们就可以看出，纣王的很多所作所为，都被简单地“污名化”了。

　　日期：2017-10-15 23:33:18
　　其实早在东周，就有人质疑这种污名化了的纣王形象了。春秋时孔子的著名弟子端木赐（字子贡）就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贡的话并不是什么难懂的文言文，意思就是说其实这纣王的坏啊，也没到传说中那么厉害。只不过君子们厌恶处在下流的人，人一旦名声不好了，成了坏人的总代表，就什么屎盆子都扣他头上了。
　　在打败商人才得天下的周朝时期，有人能怀疑当时社会上的主流观点（即“纣王坏到家”），显然是很大胆的，也说明孔子的这位得意弟子，不是浪得虚名，确实有独立思考的优良品质和透过迷雾看穿真相的独到眼光。不过子贡的这番话，只是结论，并没有论证的过程，说服力好像不太足。
　　到了20世纪前期，著名疑古派史学家顾颉刚老先生则写了一篇名为《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的考证文章，专门对纣王的所谓罪行进行了系统的考证、辨析。顾老先生把各种古书里记载的纣王的罪行，按照古书的成书早晚，一条条地罗列出来，如：西周时期古书中记载的纣王罪行，春秋时期古书中记载的纣王罪行，战国时期古书中记载的纣王罪行，秦汉时期古书中记载的纣王罪行…列完表后大家可以非常直观地发现，西周时期（《尚书》中公认较早的几篇）记载的纣王罪行，只不过才六条，也就是“酗酒、信有命在天、不用贵戚旧臣、任用小人（上古指地位低下的人）、听信妇人之言、不留心祭祀”，而且只是概况性的模糊语言，没有什么具体的详细事件描述；而到了春秋、战国乃至秦汉以后，纣王的罪行就越来越多，而且写得越来越细致，越来越离谱。举一个具体例子，关于纣王大臣比干的遭遇，《尚书》中公认较早的几个篇章里压根并没有提到；而到春秋时期的《论语》里，提到比干在纣王时期死了，但是不过说“比干谏而死”，并没有讲纣王具体是怎么杀比干的；而到了战国末期吕不韦门客编的《吕氏春秋》里，就写为“杀比干而观其心”了，加入了比干死亡的具体情形—“被挖心”，后来西汉太史公的《史记》也采用了这种说法。顾老先生通过这种罗列直观地向大家证明，纣王不少所谓罪行，其实都是后世杜撰出来的；一些罪行即便最初古书上有那么个模糊的影子，但是那些残暴的具体细节，却也是后世一代代添油加醋加上的。这也符合顾颉刚著名的“古史层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