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乱悠悠—讲述春秋战国五百余年乱中有序的历史》
第17节

作者: 村人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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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8-01-11 21:23:39
  周平王当然也没有把郑国怎么样,毕竟郑国担负着拱卫京畿的重任,而且郑武公还是周平王的至亲,周平王得叫郑武公叔叔,这是从父系来讲,要从母系讲他还是平王的姨夫,郑武公在位的第十个年头,他迎娶了申侯的小女儿也就是周平王的小姨妈为夫人。申国为姜姓,故郑武公夫人被称作申姜,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夫谥+姓的方式称她为武姜。
  日期:2018-01-11 21:52:53

  申姜这人有个特点——偏执,比如她对两个儿子的态度。
  在嫁给郑武公的第四年,申姜诞下一子,这个孩子胎位不顺,属于胎位中的足先露,出生时难产,申姜差点把命丢了才把儿子生出来。因此这孩子得了个名字叫寤生,表示不是顺生,也可解释为忤逆而生。不知道是感觉不吉利还是有其他原因,申姜很不喜欢这个孩子,一向没好脸色给他,“恶之”。
  又过了三年,次子出生了,这个孩子是顺产,取名叫做段。公子段长得一表人才,《国风.郑风》中有一首诗歌《太叔于田》描述的就是青年公子段的矫健勇武,飒爽英姿。申姜对这个顺生的儿子很是喜欢,宠爱得不得了,寤生则更被母亲所嫌弃。知道的说寤生是亲生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充话费送的。
  申姜的差别对待深深地影响了两个孩子,他们养成了截然不同的个性,少年段性格飞扬,而少年寤生沉静寡言,在母亲的面前更是唯唯诺诺,从不多言。
  好在寤生有一个好父亲,郑武公对他十分欣赏,他看得出长子沉静性格下暗藏着过人的心智和决断,他把寤生带着自己身边,让他熟悉政务,教他行军布阵。
  日期:2018-01-11 22:08:05
  随着年岁的增长,一个危险逼近了寤生。
  一天,申姜在像往常一样夸公子段是多么好多么棒多么优秀之后,忽然话锋一转,跟郑武公提议应该立段为世子,这么优秀的儿子“岂不胜寤生十倍”。
  想不到夫人竟然有此心思,郑武公看了申姜一眼,然后他拒绝了,“长幼有序,绝不可乱,何况寤生并没有过错!”作为出色的政治家,郑武公太明白两个儿子的能力,也明白夫人的个性,所以自己必须早做定夺,打消她这个的念头。没过多久,郑武公在朝会上公开宣布立寤生为世子,并且把一部分政事交给寤生处理,还带着他到洛邑履职。
  而公子段则被赐予一小块封邑。

  申姜知道后很不高兴,可也没有办法。
  不过,她不会善罢甘休的。
  日期:2018-01-11 22:34:26
  公元前744年,郑武公去世了,十五岁的寤生即位,史称郑庄公,同时他还继承了父亲的大周卿士之职。
  郑武公的丧期刚结束,申姜就约见了大儿子,“你继承了你父亲的爵位,掌管整个国家,何等的风光!你怎么忍心同胞兄弟只能在小小的封地容身?”

  面对母亲地质问,郑庄公低下了头,“母亲说怎么办吧,一切听您的安排。”
  申姜说:“依我说就把制邑封给段!”制邑,在荥阳西北,是标准的战略要地。看过《三国演义》的都知道三英战吕布的故事,就是发生在那里,不过那时制邑已经被称作虎牢了。
  郑庄公缓缓抬起头,拒绝了母亲:“制邑关系到郑国国家安危,父亲在世时说过不许分封,再说之前虢叔(指的是东虢国君)就是死在那里,也不吉利。除此之外,别的地方都可以。”
  “制邑不行,那就把京城封给他吧!”申姜冷笑着提出了条件。我想这才是她的目的,她明白长子的心思,所以先是抛出制邑,这就叫欲擒故纵。因为京城是郑国宗庙所在地,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比及制邑更甚,而且因为当年郑武公为了尽快在虢国郐国之间立足,他所设计的京城建设规模比国都还要大。数百年后,秦国统一天下改制郡县,将京城降为京县,但是京城实在太大了,远远超过县制的规格,以至于秦人不得不在城中筑起一道高墙,将之一分为二。

  让段掌管京城,那郑国岂不是要分裂了?郑庄公又低下了头,没有接申姜的话。

  “你要还不愿意,就把段驱逐出郑国,让他到别处讨活路!”申姜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
  郑庄公唯唯诺诺不敢言。
  日期:2018-01-12 15:33:47
  第二天朝堂之上,郑庄公突然宣布,准备将京城封给段。
  朝堂一片哗然,反对声此起彼伏。

  郑庄公似乎不为所动:“母亲的命令,我也不敢拒绝。”
  朝会结束,大夫们还在议论,祭足却先行一步,他要私下拜见郑庄公。
  日期:2018-01-12 15:57:33
  在周朝贵族阶层中,周天子是最高级的,然后诸侯,之下还有大夫、士,其中大夫分为两级,即上大夫、下大夫,上大夫也可单独称为卿,不过到了后来卿也开始分级别了,在这一点上列国又各有不同,在后文中我们会具体提到;士分为三级,即上士、中士、下士。

  在等级森严的彼时,只有贵族阶层才能学习文化修习礼仪,所以士大夫阶层是天子和诸侯执政的基础,他们要用自己的文化知识为国家服务,为君主效力。而且在彼时的理念中,士大夫阶层还要有高尚的道德,洁身自好,不贪不佞,以天下之忧为己忧,如钱穆先生所说:“其人虽都是当时的贵族,但已成为将来中国典型学者之原始模样。他们的知识对象,已能超出天鬼神道之迷信,摆脱传统宗教气,而转重人文精神,以历史性世界性,在当时为国际性社会性为出发点。专在人生本位上讲求普遍的道德伦理规范,而推演到政治设施,决不纯粹以当时贵族阶级自身之狭隘观念自限。”在春秋的语境中,“士”和“君子”基本上是同义词,是临危不乱、行事磊落、坦荡无私的代名词。所以放眼纷扰的春秋战国时代,我们固然会看到遍地的阴谋诡计、尔虞我诈,但也会看到无数深具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感的士大夫们以民为本兼爱天下的普世情怀、敢言直谏秉笔直书的铮铮铁骨和坚守礼仪又挥洒自如君子之风。

  在士大夫阶层中,士是贵族阶层的最低一级,是有资格担任低级官员的,士再往下就是平民了,之下则是奴隶。虽然士在官僚体系中地位不高,但却是官僚金字塔的基座,在周朝统治阶层的政治待遇名单中,士都列入其中,如按照制度,天子有七庙,诸侯有五庙,大夫有三庙,士有一庙,这是上承夏、商两朝的礼仪制度。
  卿大夫阶层则可以担任高级官职,辅佐君主进行统治。他们是君主的臣子,但他们同时又有自己独立的封邑,在这个封邑内,他们是宗主,掌控着封邑内的军政大权,并对国君有纳贡赋和服役义务。在春秋时代,国君不会轻易诛杀卿大夫,这除了受到礼制的约束外,也与卿大夫拥有自治的封邑和军队,一个世卿的背后常是一个强盛的家族有关。不过这种情况到战国时代有所变化,不同于春秋时代的卿大夫多由宗亲分封而来,且其卿大夫之位和封邑可以世袭,到了战国时代,卿大夫演变为官僚体系中的一个职位或爵位,很多不再是靠宗亲分封,而是由士阶层靠着才能升上来的,其职位封邑一般不能世袭。再往后,皇权制集中,卿大夫权力再被弱化,世族阶层渐渐退化,春秋特色的君臣关系渐渐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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