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已没有心思划拳了，看他样子也喝多了，他站起来又坐下去。“怎么会这么悲，怎么会这么悲！死的死，散的散，硬是一个家都没了。”
　　“不止你一个人这么想。谁都想不通，”朱伯伯说，“老郑啊，你今天来了也正好把大家地一个念头打消了。”
　　“什么念头？”

　　“哎呀，还是我来说吧，”张别子抢过话题，“村里谁都以为你家也会出大事呢。”
　　“为什么？”父亲瞪大了眼睛。站在边上和朱伯母聊天的母亲也看向这里。
　　“还不是为你儿子和郝有德女儿上老虎坡的事吗，我们都以为是报应到你们头上了。”余矮子说。
　　“报应？什么报应？”母亲走过来了。
　　“你们知识分子不迷信，我们可还是相信老祖宗的话的。老虎坡是禁地，你儿子和郝珺琪不是上去了吗？擎天石柱还裂成两半，所以郝家才会死的死散的散。”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郝珺琪家里的这些变故会和我们上老虎坡有关？按理说，要遭报应也因该是我和我的家人啊，是为我的事上的擎天石柱崖。
　　“所以我们也以为你们家也会遭到报应，都怕见不到你们了。毕竟很多人都知道去年你们会来东门看看的，郝有德的女儿天天都在村口等，”老吴说。
　　“本来是要来的，因为忙着装修房子抽不出时间来。”父亲说。
　　“你来了也好，就不会再有人以为是什么报应了。前年要把起航和珺琪沉塘的事毕竟吓住了好多人。”朱伯伯说。
　　晚上父母亲和朱伯伯他们在堂前聊天，我和朱金山睡一张床睡在蚊帐里聊天。是那种白色的纱蚊帐。几乎都是朱金山在说。
　　“如果去年暑假你来了就好了，”朱金山说，“那样，我们仨又可以在一起快快乐乐地玩了。你走了，郝珺琪走了，我都没什么人玩了。我常常想起我们小时候在一块玩的情景。”
　　“我也是。”
　　“去年暑假我和郝珺琪说不清有多少次去村口等你，我们都坚信你会来。因为你说了你一定会来的。那等人的滋味可真不好受啊。我连续等了十几天就不再等了。我知道你不会来了。不过主要还是我爸爸要叫我做很多事。
　　这样，就只剩了郝珺琪一个人等在村口。每个傍晚我牵牛回家都看见郝珺琪等在村口。她百无聊赖地踢着地上的石头子。我叫她回去，她总要再等一等，直到郝爷爷喊她吃饭。

　　那个暑假几乎每个下午她都要等在村口。就算有事，做完了事，她还要到村口来。她怕你来时，她不在村口，那样，她说，你会很伤心的。有一两次她甚至跑到亭子里去等你。我们都劝她，说这个暑假你不会来了，叫她不要等，她就哭。她说你一定会来，她说这个暑假你一定会来，她说起航哥哥不会骗人。”
　　我侧转身子，背对着朱金山睡觉。我的眼泪从我的脸颊上流下去流在席子上。席子湿了一大片。
　　我的性格变了。
　　我的改变应该就在那年暑假去东门之后吧，是父母亲让我食言了，因为我口口声声向郝珺琪承诺第二年暑假一定去看她，父母亲让我连一个向她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从东门回华安之后我开始变得寡言少语。我忽然对学习失去了兴趣，严格来说是对做所有事情都失去了兴趣。
　　开学后我重读五年级。父母的用意很明显，希望我夯实基础，但是我怎么也提不起学习的劲头，父亲便着急起来，在一次小测试我竟然考不及格之后他开始介入我的学习， 给我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学习计划，总是想办法找一些资料对我进行强化训练。
　　我虽然很反感，可由于父亲要求极严格，稍不顺意便凶我骂我，也不敢掉以轻心，更不敢跟他顶撞。所以我非常痛苦。
　　记得有一次我晚了半个小时回家，为了教训我，晚上学习的时间他整整延长了一个小时。我发牢骚，摔笔抗议，他一气之下罚我在客厅下跪。
　　我不知道跪了多少时间，只知道后来“获释”的时候连站起来都困难，感觉膝盖已经不是自己的膝盖了。他就像一个神经质一样守在我身边，我稍稍动一下，就训斥我。
　　母亲心疼我，劝父亲，父亲怒道：“你这个老师是怎么当的？我在教育孩子，你竟然还说我太严格。孩子的成绩掉下来不抓，你想让他将来当流氓？”
　　母亲被父亲噎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其实，母亲是个非常柔弱的人，向来对父亲百依百顺，她虽然也是一名老师，可我觉得在父亲面前她就像一名学生。
　　我很担心郝珺琪。不知道郝有德叔叔把她带去了哪里。
　　我猜想郝珺琪一定过得不好。母亲死了，爷爷死了，又客居他乡，日子怎么可能过得好？郝叔叔会不会带着她沿路乞讨？这个想法一经闪现我的大脑，就挥之不去。我的眼泪便簌簌地流。
　　这个时候可能是语文老师在煽情的朗诵《再别康桥》的时候，他把我叫起来，问我为何这么感动，我哽咽着说不出话，眼泪还是流，老师便唏嘘不已，说全班只有郑启航理解了诗所表达的离情别绪。
　　这个时候也可能是数学老师在讲比例方程的时候，她把我叫起来，问我为何流泪，我哽咽着说不出话，眼泪还是流，老师同样唏嘘不已，说他这辈子从未遇上过因为学习比例方程而流泪的学生。
　　这个时候更可能是父亲惩罚我跪在客厅里的时候，母亲见了，躲到一边抹眼泪，父亲见了，训斥我——知道流泪？知道流泪就给我按时到家（或按时写完作业）！

　　五年级这一年就这么过去了。因为父亲的严格管教，我虽然厌倦学习可也以非常优秀的成绩顺利进入父亲任教的那所学校——华安二中就读。这一点让父亲很有成就感。
　　不过，父亲没有料到的是，在我读初中的那一年华安二中和华安一中的初中部全部划到华安三中华安四中，而那两所的高中部则合并给华安一中华安二中。
　　也就是说，我可以不在父亲的眼皮底下读书了。这一点，真的让我太高兴了。
　　我被分去的学校是华安四中。这所中学在长安路上，离我家要坐近半个小时的公交车，中途还要换车。但这所中学离我外婆家却非常近。
　　我的外婆是华安四院的一名内科医生，是一个颇有名气颇有能力的医生，是科室里的骨干，却也是个极有性格极为霸气的女人。
　　说她有能力，在那个小车极为缺乏的年代她能在我和父母离开东门回城的时候弄一辆专车去接我们便是证明。说她霸道，我母亲和父亲恋爱的时候她死活不同意，还指使我的舅舅将我父亲打了一顿也足以说明。
　　在外婆那个家族里，许多人都要看她的脸色行事，换句话说，好多事都是外婆说了算。
　　但是，外婆却是个苦命的女人。她唯一的儿子也就是去东门打我父亲的那个舅舅因为一次手术死在手术台上。

　　这件事几乎将外婆的精神击垮了。这是一次医疗事故，可是院方为了维护医院的名声，和外婆协商好，不向外界公布。所以，凡是外婆的亲戚或舅舅的朋友得到的消息都是说舅舅突患恶疾因无法及时抢救而去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