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髦又问了他两个问题，庾峻都是说“非臣愚见所能弄明”，曹髦见这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已认输，也就不再追问，又去和别的博士讲论了几个问题才走。
　　但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司马昭仍不断在槽子里尥(liào)蹶子，步步紧逼。曹髦见自己威权日去，年轻气盛，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带领身边的几百仆人就去讨伐司马昭。司马昭派军队迎战，曹髦手下人都不敢动，只有皇帝一人冲上前去拿剑乱砍。
　　用匹夫之勇去对决一群超级流氓，只能勾起对方欺负弱小、耍流氓的本性。
　　曹髦被人家一枪刺死，年仅20岁。
　　郑玄孙子郑小同死得也挺窝囊，一天到司马昭府上办事，谈了一会儿后，司马昭去厕所，回来后问：“你见我桌子上的密信了吗？”

　　听听，桌子上的密信，有这么密的吗？
　　小同像个小孩子似的摇头说：“没有。”
　　司马昭没有放过天真的小同学，仍旧装疑，密下毒酒，小同回家后暴亡。
　　肃清了国内，司马昭把眼光瞄准了国外，派钟会带兵伐蜀。
　　蜀国的灭亡并没给钟会带来好运，他因起异心而被乱军杀死。
　　司马昭不久病死，他的儿子司马炎代魏而建晋。
　　现在他面前还有一座大山，那就是吴国。
　　吴国的天险长江是魏国人心中永远的伤痕，曹操当年几十万大军和无数楼船就没跨过这道坎，在此灰飞烟灭。这让这些曹魏的子孙们想起来就怕。
　　在要不要灭吴这事上，朝中展开了激烈争论，这就是以张华为代表的鹰派和以贾充为代表的鸽派。这时一人在前线频频上书请求伐吴，他使力量的天平发生了倾斜。

　　此人乃是当时的荆州前线司令，镇南大将军、荆州都督杜预。
　　在张华的鼓动下，司马炎这才下定决心，命杜预南渡长江，益州刺史王濬(jùn)西出成都，大举伐吴。
　　没想到伐吴战事很是顺利，长江天险很快突破，吴国守军不堪一击。晋军势如破竹，战况潇洒，用唐朝诗人刘禹锡的一首怀古诗就可描述：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心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三国故事到此结束。

　　日期：2017-07-10 15:41:03
　　第二十七回杜武库宅心集解左传武库裴发力攻击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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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有个叫陈寿的写了部《三国志》，给这段动荡的历史写了份总结报告，用的也是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
　　陈寿这部《三国志》后来被列入了前四史，成了继《史记》《汉书》之后的第三史。
　　陈寿的这部报告因是写给胜利者看的，他的一些说法引起了后世不小的争论。比如陈寿以曹魏为正统，这意味着说晋是承正统而来，有拍司马屁之嫌。这就让后世在到底曹魏是正统，还是刘备的蜀汉为正统的问题上纠缠不清。

　　这么说吧，反正陈寿是蜀国反正过来的，也没拿自己当正统。
　　还有人说陈寿史德欠缺，曾向人要米吃，要不然就不给那个人的父亲立传。又说陈寿父亲为马谡的参军（参谋长)，马谡失街亭而被诸葛亮杀，陈寿父亲也被牵连下狱。陈寿写诸葛亮传时，趁机报私仇，就在诸葛亮传的结尾说：“亮连年打仗（动众)，未能成功。打仗应变这些将帅的才能，亮并不具备（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这个评语显然有损于人们心中的诸葛孔明伟人的形象，又惹起不少争议。

　　诸葛亮有没有将才，陈寿本人索贿没索贿，陈寿也没机会去和别人辩解，《三国志》是在他死后，才由皇帝派人到他家抄写回来的。
　　我们不知道他写书索贿没索贿，只知道他没拿一个字的稿费。
　　在司马迁时代，司马迁到了狱中，假如想向人借点儿钱减轻刑罚，说我正在写史书，现在被关进了狱中，快借我点钱救急，要不然我就要受腐刑！
　　谁给呀！
　　所以司马迁才落了个被宫的下场。
　　如果到陈寿这儿真的索贿了，有人给送钱，那只能说明私人修史地位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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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下吴国后，杜预威名声誉达到顶峰，可杜预从不自夸过去的成绩，公务闲暇时，就把心思一心扑在著书上，他给后世留下了一部注解《春秋》的名著，这就是《春秋左氏经传集解》。
　　《左传》自从刘歆、贾逵大力表扬之后，命运并不佳，到了杜预这里算是遇上了真正的贵人。杜预娶的是司马昭的妹妹，成了晋武帝司马炎的姑父，《左传》到此是攀上了皇亲国戚。

　　三国时，大将中都有人研读《左传》。蜀国关羽酷爱《左传》，吴国孙权劝吕蒙也要赶快读读《左传》《国语》这些书，以赶超关羽。魏国的杜预将军，更是走到哪里都带着《左传》，并说别人有钱癖，自己有《左传》癖。
　　这些三国的将军们从《左传》中学习研究战争，受益匪浅。
　　杜预完全是个文人，身不能跨马，射不能穿札（小铁片)，不像关羽那样能抡转大刀，也不像吕蒙那样能冲锋陷阵，可他谋略过人，被人称为“杜武库”，是个真正的儒将。
　　杜预高于关羽、吕蒙处还在于，他功成后，不像《三国演义》上吕蒙那样逮住个关羽就得了失心疯，而是不骄不躁，全心致力于注解《左传》，他的注解超过了郑玄、服虔的注，全本流传下来。
　　在注《左传》时，他还排挤《公羊》《穀梁》二传，说他们说的是诡辩之言，并且还拿出了铁证，那是在晋武帝太康元年，出土了一堆古书，上面写的一些事跟《左传》很相符，而和《公羊》《穀梁》上所说的不同。
　　《公羊》《穀梁》这两家干着急，没办法，一时半会儿又找不出另一堆出土文物作证，只好自认倒霉。《公羊》在魏晋时风头已过，《穀梁》也大幅减产，这堆古书的出土更是把两家搞得很狼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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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堆竹简古书的出土是这么回事。在汲郡（今河南汲县）有个叫不准的人在盗墓时发了利市，盗到了战国魏王的墓。不准可能是没什么文化，也不准备写什么盗墓笔记，为了照明，他把这些竹简古书当柴烧，结果这批竹简损毁严重。尽管如此，官府来收拾时，还是收得数十车竹书。
　　这批竹简书所记与现有的历史记载有许多不同处，对历史真相有解密作用。杜预就是拿这些出土书与《左传》相对照，得出以上结论的。

　　汲冢古书的出土惊动了晋帝国高层，晋武帝派荀勖(xù)等人去专门整理。
　　荀勖任中央秘书监时就整理过政府藏书，他把政府藏书分成了甲乙丙丁四部，把刘歆的《七略》分七部改成了分四部。
　　荀勖没给这四部起名字，他的甲部实际是经书，乙部是子书，丙部是史书，丁部是诗赋文集书。
　　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革，是后世“经史子集”四库书的初祖。
　　史书的独立地位上升是这一时期最吸引人眼球的事件。
　　汲冢书的出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书籍出土事件，自此之后，这么大规模的书市鬼吹灯一直没出现过，直到1000多年后的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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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时《左传》开始发红，他还有一个孪生兄弟，名叫《国语》，这时也颇受人垂青。在孙权给吕蒙开的“中学生必读书目”上，《国语》就赫然在列。
　　据说左丘明写完《左传》，又把春秋时各国的历史搜集起来，弄了本联合国书，这本联合国书就是《国语》。

　　《左传》《国语》可说是真正的难兄难弟。秦始皇烧书时，兄弟俩不知藏到哪个旮旯（ɡāｌá）里避难，到汉朝时才冒出，并得到了当时一些知名人士的赏识，如贾谊、司马迁等。
　　《国语》没有《左传》那样的大起大落的传奇经历，一直过着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生活。但他的地位却在历年攀升。到东汉时，《国语》已被称为《春秋外传》，和被称为《春秋内传》的《左传》相对应。
　　在那个年代，能和经书局常委《春秋》攀上亲戚那可了不得。从这方面来说，《国语》可说是个福将。你看《左传》靠自己打拼了几十年，摔了多少次跟头，才和《春秋》靠上。
　　书籍和人一样，一旦有了名气，注记者就会纷纷而来。《国语》流传至今的是三国时吴国韦昭的注。
　　韦昭是吴国的太史令，相当于汉朝司马迁的角色，奉旨撰吴国史书，吴帝孙皓让他给自己的父亲孙和作纪。
　　在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里，纪只是给皇帝或和皇帝一样的人作的，比如项羽和刘邦老婆吕后，虽没当过皇帝，但是曾经拥有和皇帝一样的权力来操控天下，司马迁也按实际情形给二人作了纪。
　　过去的历史就是按这些帝王的生死来做纪年。
　　而其他人只能写入世家、列传，跟纪不是一个档次。

　　韦昭认为孙和没当过皇帝，不能入纪吃空饷，于是把他写入了列传。
　　孙皓捧爹是为了自捧，捧爹不成，自捧这事也就弄砸了，很是恼火，找了个借口把韦昭杀了。
　　那年头写个史容易吗！
　　早在春秋战国时就有史官秉笔直书而遭连杀的记录，这只是杀史官的开始，后面还有更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