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皇帝年老，太子年少，皇帝一定会死于太子之前吗？未必。换而言之，你天天祈求皇帝长命百岁就可以。最经典的就是，唐玄宗活了78岁，这种岁数在古代，通常能熬倒绝大部分太子的。
　　第二、皇帝死后，面对你这种标准的实力派，敢强行清洗吗？未必。到时你也有机会重新站队回来的。换而言之，只要你拥有足够多的筹码，与新皇帝和解的机会就会很多。最经典的就是后来的河朔三镇大佬，皇帝虽然一心想除掉他们，但是通常时候也只能与他们和解。
　　但是这一切，通常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所以，李林甫的儿子有一次看到做苦役的人，就问他父亲说，以我们现在的处境，有一天就是想像这些人一样干苦役，一定有机会吗？李林甫告诉他儿子，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现在走到这一步了，我有什么选择呢？只能硬着头皮走一步算一步了。[注4]
　　总的来说，在唐玄宗那种雄才大略、且英明神武的皇帝手下，李林甫除了给皇帝当恶犬之外，是没有机会长期维持那种高位的。
　　问题是，给皇帝当恶犬，尤其是帮皇帝撕咬太子，皇帝死了之后呢？
　　后来的杨国忠、安禄山，大约也是处于这种困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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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8-06-10 10:38:37
　　[注1]:三年七月，重俊恚忿，遂率李多祚洎左羽林将军李思冲、李承况、独孤祎之、沙吒忠义，矫发左羽林及千骑兵杀三思、崇训并其党十余人，.后挟帝升玄武门，.帝据槛语千骑曰："尔乃我爪牙，何忽为乱？能斩贼者有赏。"于是士倒戈斩多祚，余党溃。重俊亡入终南山，欲奔突厥，楚客遣果毅赵思慎追之，重俊憩于野，为左右所杀。《新唐书.三宗诸子》
　　[注2]：惠妃使人诡召太子、二王，曰：“宫中有贼，请介以入。”太子从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谋反，甲而来。”帝使中人视之，如言.”瑛、瑶、琚寻遇害，天下冤之，号“三庶人”。
　　[注3]：禄山阳为愚不敏盖其奸，承间奏曰：“臣生蕃戎，宠荣过甚，无异材可用，愿以身为陛下死。”天子以为诚，怜之。令见皇太子，不拜。左右擿语之，禄山曰：“臣不识朝廷仪，皇太子何官也？”帝曰：“吾百岁后付以位。”谢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万死。”乃再拜。
　　[注4]：子岫为将作监，见权势熏灼，惕然惧，常从游后园，见辇重者，跪涕曰：“大人居位久，枳棘满前，一旦祸至，欲比若人可得乎？”林甫不乐曰：“势已然，可奈何？”

　　待续
　　日期：2018-06-10 10:41:47
　　复21tc_bianzhou：
　　人们在评论府兵与募兵的好坏的时候，就和人们在评论其他很多历史事件时一样，很容易眼界变窄，就盯着某几个局部和某几个大人物，从而产生很多错觉。楼主通过简单的拉长时间线来纵向比较，就很大的拓宽了人们的思路，让我们能更多的全面的看待问题的方方面面。事实上，一个军事体制的建立，必然是受制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它必然是在某一个基础上的反复博弈与变化最终稳固下来的，在制度的演变中，即便是上级有无数的指令，无数的红头文件，最终也必然是符合发展规律，符合各方利益诉求和力量对比的部分被固定下来，不符合客观规律，强行人为规定的部分在各种或激烈、或潜规则的博弈之中，被自然而然的淘汰。

　　普遍人，尤其是历史爱好者在看待唐帝国前期府兵制和后期募兵制的重大转折，往往会依靠印象和感官，极大的模糊制度与实际的匹配，从而得出一些简单的错觉。人们在赞赏府兵制的时候，很容易忽略府兵制本身是在贵族政治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下，反复发展和平衡，是在某一特殊节点上的最成熟和最巅峰的兵制，这样的制度必然是短暂的，随着庄园经济和贵族政治的解体，它必然是无法稳定的，只能向与之对应的新的募兵制度变化，而贵族经济刚走向解体的过程中，募兵制度的很多细节和规程，力量的平衡，制度的稳固等等都在草创期，自然会显得有很多的不稳定和混乱。可是官僚政治（此时还是前身军阀政治）再不稳定，再粗糙，那也是迈向官僚政治了，此时皇权和帝国上层建筑的稳定，也绝非贵族政治可以比的。楼主从漫谈两晋南北朝的历史开始，就一直在反复的和我们解读这方面的知识，只有有了这个根本的理解，才可以准确全面的看待府兵募兵的不同，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府兵制作为贵族政治的余晖，不可复制，最终必然会被募兵制所取代。

　　府兵制从西魏时期开始，在西魏和北周主要作为军事豪族私兵的制度确认，楼主已经详细为大家所展示，当然，到了隋唐以后，随着府兵“兵民合籍”，与西魏北周时期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和前面25楼、161楼所介绍过唐初的经济基础是息息相关的。隋唐时期贵族政治逐渐走向下坡，中央控制的资源在迅速扩张，但同时，社会经济运行仍然是实物地租与实物交换为主，商品经济还处在缓慢恢复之中。唐初的府兵制度设计，离不开这样的经济背景，同时，也是由于经济基础的剧烈变化，导致了府兵制最终无以为继，被迫崩溃。细节的变化，我们随着楼主之后的隋唐大作，再做细述，晚唐就不多发挥了。

　　府兵制本质上是征兵制的一种，在商品经济不够发达的时代，兵役往往作为力役地租的一部分，属于普遍民众的常规负担。在国家面积很小，规模也较小的时候，比如西周王朝时期，征兵制相对公平，也能最大程度的利用农民的劳动效率。但是随着中央帝国的面积的加大，甚至成为面积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大一统帝国，那么征兵制下，距离遥远的不同地方，兵役负担的差距，兵员素质的差距就会急剧扩大，同时，辽阔的边疆和巨大的战事规模，行军距离，都会导致军队的专业化程度要求越来越高，军事行动的时间浪费也越来越严重。在军民不分的大背景下，军事行动和民事劳作的时间冲突也就非常的突出，尤其是庄园经济发展起来后，这往往会导致大量预备兵源投身庄园主，从而使国家的士兵资源转化为地方豪强的私有财产。因此，几百年来，各中央政权都绞尽脑汁的改善征兵制度，最大可能的实现军事实力的强大，中央政府的稳定和农业生产之间的平衡，府兵制度到了唐代的突破，实际上是几百年来对征兵制改善的集大成。

　　相对原始的兵役征兵制度，府兵制度主要带来了三个最主要的优化，首先是专业化，其次是居重驭轻，或者叫内重外轻，然后是职责分离，这几个优化都极大的增加了中央对全国的军队的控制能力。
　　首先就是专业化，一方面，府兵是兵农合一，但这里的兵农合一的目的，只是为了节省成本，尤其是商品经济不发达时代，中央帝国的养兵成本高企，浪费严重。豪门贵族政治时代，经济的显著特征就是庄园式经济，土地流动性低，对于政府来说，最不要钱的成本就是土地，府兵的兵农合一，通过授予农民土地，和赋税减免的方式，解决军队系统的主要人员开销，甚至还解决了基本装备的开销，这中间减少了很多的转移支付中间环节。府兵在中央上的成熟，就可以将府兵的范围缩小到国家特定范围的特定人群，这些人虽然仍然要自己劳作，属于兼职部队，但是所有财产都通过军事行动来获取和扩张，就保证了专业性。而且府兵的家庭的选取，首先取力，其次取地，最后多子，保证的都是有产，家庭富裕（至少中产阶级），子孙众多的家族，世代为兵，从而保障了整体的专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