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0年八月二十九日，在朱常洛召见李可灼的当天，他就服下了一粒红丸。吃下一颗红丸后，朱常洛立即感觉神清气爽（从后面的结果看，现在感觉好，应该是心理作用）。随后这个急性子皇帝，又在同一天下午命李可灼再一次入宫进献红丸仙丹。李可灼则故弄玄虚道：“红丸仙丹不能每天都服用，需隔日再进服仙丹。”与此同时，诸位内阁大臣和御医们也觉得皇帝吃仙丹本来就属于疾病乱投医（像赌博似的）。他们都劝阻泰昌帝朱常洛服用一粒仙丹就可，不要太急于求成。这些大臣和御医的劝阻，在此刻十分的关键。因为古往今来，吃仙丹的皇帝就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远的有秦始皇唐太宗，近的就是朱常洛的曾祖父嘉靖皇帝朱厚熜，他们都是由于吃丹药而加速死亡的）。

　　遗憾的是，朱常洛是个一根筋的人。他认为药效这么好，就应该马上接着吃，来巩固疗效。于是他拿定主意，一定要再接着服用丹药。这时皇帝主意已经拿定，谁的劝说也不好使了。而且泰昌帝朱常洛还发下圣旨，不许任何人阻拦李可灼进献红丸仙丹，如抗旨则严惩不贷。
　　既然皇帝想吃红丸仙丹的决心这么大，当臣子的也是多说无益了，因此也就没人再阻拦了。结果就是在八月二十九日当天下午的时候，朱常洛又吃下了一颗李可灼送来的红丸仙丹。第二次吃完红丸仙丹后，朱常洛依旧感觉良好。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就在第二天也就是九月初一的凌晨五点左右（我这里用的所有时间，都中国古代的农历日期。因为我写的是中国古代的历史，所以一定要用我国古代的纪年方式），朱常洛突然暴卒。之前朱常洛吃完红丸仙丹后感觉良好，身体没有任何的不适。可是第二天他的猝然离世，让人们百思不得其解，这件被浓雾笼罩的历史离奇事件就是明末三大案之一的——红丸案。

　　日期：2017-11-14 17:49:58
　　在万历皇帝生前十分受宠的郑贵妃曾经多次欲让万历罢黜朱常洛太子之位 如今朱常洛登基 她生怕遭怪罪和报复 就向泰昌帝送礼卖人情　进献了八位美女 这些美女各个貌若天仙 风姿绰约　人人能弹会唱 柔媚至极　喜爱美色的朱常洛自是欣然笑纳　从此夜夜纵乐　朱常洛本来就因为多年来遭算计、打击、迫害 而长期在谨小慎微、郁郁寡欢的状态下生活　导致了他的身体健康状态已经受到了影响　如今面对临朝主政　百废待兴的局面　他白天劳心伤神　夜晚纵乐伤精　不到一月就圣容憔悴　圣体衰竭

　　仔细看泰昌帝朱常洛的面相　眉细如丝　目光暗淡　整体感觉暮气沉沉 确实像行将就木之人
　　日期：2017-11-15 08:25:52
　　红丸案案发后，朝野上下开始议论纷纷，大家都认为这件事事出蹊跷。朝廷与民间的舆论也多指向郑贵妃，认为她是最大的嫌疑人。可我觉得这应该是明朝朝廷内部，某些团体某些党派某些大臣借此事炒作，用来打击异己。因为就算郑贵妃谋害死了泰昌帝朱常洛，她的儿子福王朱常洵也不可能继承皇位。且不说福王朱常洵远在封地河南开封，就在泰昌帝朱常洛去世的时候，他在世的儿子就有三个人了（皇位一般都是父死子继）。当时的皇太子，也就是朱常洛最大的儿子朱由校（接下来即位天启帝）都已经十六岁了。在古代十六岁可不小了，唐太宗十六岁就北击突厥，汉武帝也同样是十六岁即位。虽然拿朱由校和这两位大神作比较不怎么恰当，但这就说明在古代十六岁的时候，应该就可以独当一面了。而且结婚早的话，十六岁有的都已经当爹了。就算现在十六岁的孩子，也已经算成年人了，更何况是在古代呢。

　　基于这些因素来看，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朱常洵想在泰昌帝朱常洛死后继承皇位，几乎是天方夜谭。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郑贵妃都没有必要去谋害泰昌帝朱常洛，因为郑贵妃无论谋害与否都不会让她自己得到什么好处。
　　但有的人要问了，那郑贵妃为什么给新皇帝送了八位美女，并且那个给泰昌帝献大黄的太监崔文升也曾经是郑贵妃的手下，这些也是疑点重重啊。
　　通过看了多本明末的当事人，写的关于红丸案的一手历史资料。我认为郑贵妃给皇帝献美女，那是因为之前朱常洛当太子的时候，郑贵妃仗着万历皇帝的宠幸，没少给太子穿小鞋儿。因此当太子一朝得势后，她就赶快溜须拍马屁，投新皇帝所好送了八位美女。本来只是溜须拍马屁那样很简单的事情，谁能想到泰昌帝朱常洛天天纵欲，导致生病呢。
　　再说那个太监崔文升，他只是曾经在郑贵妃的手底下工作，并不代表现在也听从于郑贵妃的命令。之所以他会进献大黄，多半是他想凭着自己半吊子的医术，医好泰昌帝朱常洛。如果医好皇帝的话，这位崔太监就很可能由于治好皇帝的疑难杂症，而加官进爵了。只不过遗憾的是，皇帝后来没几天就不幸去世了，崔太监也就成为了被抨击的对象。
　　其实泰昌帝朱常洛的死，和以上两人都没太大的关系。朱常洛的直接死亡是吃了红丸之后，也就是进献红丸仙丹的李可灼，他的责任最大。
　　日期：2017-11-15 17:30:37
　　李可灼明知道泰昌帝朱常洛身体虚弱，还进献火力这么猛的药丸，可见他实属居心叵测。其中御史王安舜认为：“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紫赤，满面升火，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疹，几何不速亡逝乎！”明确地点出了，李可灼的弑君嫌疑最大。　但当时不论是崔文升还是李可灼都没有受到处分，直到最后对李可灼的处罚也可谓是挠痒痒似的，只是在天启二年（1622年）的时候，将其遣戍边疆。

　　这么看来李可灼绝对有着庞大的后台，正是这个庞大的后台作为隐藏在暗处的秘密组织（明朝末年党派斗争错综复杂），才让泰昌帝朱常洛吃红丸死后，没有加大处罚此事的罪魁祸首——李可灼。
　　不过吏部尚书张问达、户部尚书汪应蛟、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这几位基本都是东林党的人，他们如此也多少带着东林党借机伐异的意味），以及众多言官还是纷纷弹劾崔、李二人用药、进药的弑君之罪，有的言官更是将首辅方从哲也卷入了其中。这其中在十月的时候，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上了两道令人瞩目的奏疏，孙慎行指出：“从哲纵无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方从哲上奏辩解并申请辞职，最后再同年十一月卸任离开北京。

　　方从哲离开权力中心后，还是无法摆脱噩梦般的红丸案风波，朝中要求严查红丸案的奏折接连不断的出现。在天启二年的一天，天启帝朱由校收到了方从哲从老家寄来的奏疏，疏中写道：臣方从哲年老愚昧，未能阻止庸官进药，罪不容诛。为了表示要谢罪，愿乞削去官阶，以耄耋之身远流边疆（这时方从哲都是风烛残年了），以平朝臣之怨。”在这封奏疏后不久，许多大臣都为方从哲求情（各有各的党派，方从哲也一样，有自己团体帮助他），天启帝也被方从哲的真诚打动，但碍于真相不明，一时也很难作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