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日俄战争中，苏俄也曾经被日本战败，那是多方原因所致，完全不是日本人的神武。
　　矮小的日本人，身高仅到威猛的俄罗斯人腋下，构成对苏俄的威胁，还达不到报名成绩。

　　日本天皇和大和民族，没有拿破仑和蒙古铁蹄可怕，毕竟也是需要多加防范的疥癣之疾。
　　苏维埃革命的敌人，包括被击溃的白军将领，大批聚集在满洲，中东铁路还掌握在白俄资产阶级手中，这是苏维埃肘腋之患。革命的暴力必须要毁灭资产阶级滋生的土壤——斩草除根！
　　胡子出身的反动军阀张作霖，是东北土皇帝，以其为首的东北军政府，骨子里选择，脚后跟思维，必然就是亲日抗俄。对苏维埃的暴力革命，更是畏之同豺狼，是革命的绊脚石和敌人。
　　十月革命后，苏俄随即便在江城秘密建立了苏维埃。江城苏维埃在民国六年（西历1917年）底，仅在俄历（儒略历）的十月（西历11月7日）革命后，一个多月便尝试遵照列宁亲自下达的关于夺取中东铁路区域（在中国的征用地带）权力的指示，建立苏维埃政权，所幸未能获得成功。
　　抵御共产主义的反共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并非张作霖与生俱来。张作霖和多数中国的枭雄一样，是对从沙皇开始，直到当下的苏维埃，想侵吞东北的狼子野心，感受颇深并高度紧张。
　　日本人和苏俄相比较，从单纯的种族情绪和文化传承，也更容易被华裔所接受。张作霖和北洋军阀，从各个渠道获知到的结论是：苏维埃政治主张的荒谬绝伦和灭绝性屠杀的惨绝人寰。
　　也就是说：苏俄仍然是早年茹毛饮血的罗刹，并没有得到根本进化。张作霖便更加把苏俄当成首洪水猛兽，为了与之抗衡，不惜在日本人那里牺牲利益，也绝对不能给苏维埃可乘之机。

　　苏维埃的代理人杨卓和杨武经都被处死，俄工兵苏维埃主席流基及其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军队，被缴械后遣送出境，由沙俄政府任命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仍把持着中东铁路。
　　苏俄的迫不及待，变为一塌糊涂的失败，开始把张作霖当成了生死对头，欲致死地而后快。
　　日期：2017-03-15 22:31:25
　　早在中华民国和苏维埃没有建交的时候，面对张作霖的无情打击，苏俄迅速强化了满洲的情报系统，从民国八年（西历1919年）起，苏俄就在北京和江城建立了间谍网，最高负责人是达夫强。形像高大而光辉的共产国际，就是彻头彻尾的特务机关，成为在华间谍活动的急先锋。
　　达夫强身份是全俄情报机关谍报站长，领导中国10个谍报站。在北京一年后，他已经放言：“几乎掌握整个中国的情况”。到民国十二年（西历1923年）5月1日，苏联才致电孙中山表示，可以向中国提供必要的援助。达夫强和曾经被派往中国的国产国际成员，如：阿布拉莫维奇、博基、达维多维奇、罗明纳兹、波加尼、米夫、阿列克谢耶维奇、沃依采霍维奇，安德列耶维奇……等等，都在上世纪30年代，被苏维埃清洗枪毙，直到60年代，才被恢复了名誉。

　　共产国际是与“克格勃（简称：КГБ，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工农红军情报总局”，并称的苏联三大特务机关，但共产国际是在国外影响最大的一个。成立伊始，便制定了党员在外国军队和政府中进行瓦解的《工作实施细则》。以输出革命的幌子，从事颠覆和分裂的活动。
　　苏俄在中国的大使馆、在重大城市的领事馆、对外贸易局、银行、通讯社、研究所等等。
　　民间的、官方的，几乎全是间谍机关。这些机构都是“开展地下活动和情报工作”的据点。
　　苏联的间谍工作很有成效，尽管也有许多失败。失败的原因很多，如中国的反抗，日本、英、美等国的捣蛋……。并不能说明他们的间谍工作的水平低和质量差，在满洲多是掉以轻心。
　　最大的失败，是分裂满洲。张作霖领教到苏俄间谍的厉害，但侦破能力却与之相差悬殊，就连愿意提供帮助的日本，玩间谍给苏俄当徒弟都不够格。只能采用在原始的侦缉手段：盯梢和搜捕。错抓在满洲本来就是无足轻重的小事。延续到张作霖坐镇北京，直至抄了苏俄领事馆。

　　江城丨警丨察局在权烈恩招供之前，基本掌握了那些：不是想讨女人欢心，就是为了喝顿小酒，有的不过是给买了一包香烟，都是在浑然不知中，给人家当了跑腿的小支使，都还乐此不疲。对权烈恩是当做首要分子布置抓捕，费了挺大的劲，撒下大网捞出来的还是“小虾皮子”。
　　真正共产分子和苏俄间谍一个都没能抓到，连靠近核心人物的外围分子，都早已逃之夭夭。
　　憋气窝火也没有办法，只能拿捞出来的这些鱼鳖虾蟹撒气和凑数，权烈恩自然也在其中。
　　权烈恩是中东铁路员工，被优待投入了江城的“道里监狱”，一关就一年半，倒是把大烟给彻底的戒掉了。如果被投入了江城丨警丨察局的监狱，真就不知道是否能活着出来。

　　道里监狱是在江城历史悠久的大型“笆篱子（舶来语，俄语监狱的谐音）”。光绪二十七年（西历1901年），沙皇俄国攫取中东铁路附属地司法权，在中东铁路附属地江城埠头的中国大街（现：中央大街），紧邻松花江设置了这座占地愈万米的监狱。民国九年（西历1920年）国民政府收回俄国治外法权，尊奉司法部《收回中东铁路司法制度暂行办法》的规定，江城丨警丨察总局接收了监狱，后移交东省特别区域高等审判厅监所监督处管理，改名为“东省特别区域监狱”。

　　江城冬季的严寒，使监舍环境各家恶劣，权烈恩痨病复发，这也挽救了他的性命。
　　监狱怕权烈恩的病会传染，波及整个监舍。正好又是每年一次的年底大清仓，没有看押价值或者已经被榨干骨髓的，都要清理出狱，就给他“假释”了——监外看管就医。
　　权烈恩找不到保人，没法“取保候审”，又不能无罪或因病开释，只能如此办理。
　　逮个蛤蟆就都要捏出尿来，是东北自有皂吏，直到民国有了丨警丨察后的传统和习惯。
　　传承到民国的东北军政府，已经从丨警丨察局，蔓延至张作霖治下的各个机构司法机关。有罪推定能成为行政和司法模式，或许与中国人的文化和思维有关，宁愿错杀不能错过。
　　真正的要犯，那是向上邀功请赏的资本；涉案被牵连的，也要一网打尽，这是能压榨出油水的肥猪；沾边倒霉的，也是消遣娱乐的外快，只有错放没有错抓，便肆无忌惮。
　　国民政府自成立，就不懂得“放手发动群众”，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更不懂得“鼓动群众斗群众”，是坐收渔利的其乐无穷。最多也就是继续玩历代王朝玩剩下的“十户连坐”、“联保连坐”，反倒让民众产生了抵触和对抗。何况张作霖这样一介草莽，除了争夺地盘和扩充军队，行政很多都是即兴而为，不知不觉的成了案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