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王邑认为，哪有将百万之众遇城而不能下的道理，未采纳严尤的建议，陆续使用全部兵力将昆阳层层包围，并且傲慢地表示，“当先屠此城，蹀血而进，前歌后舞，顾不快邪”（《汉书·王莽传》）！遂下令“围之数十重，列营百数”，猛攻昆阳。新莽军“或为地道，冲輣（péng）撞城”，“旗帜蔽野，埃尘连天，钲鼓之声闻数百里”，“云车十余丈，瞰临城中”，万弩齐发，矢如雨下。在形势非常危急的情况下，“王凤等乞降，（王邑、王寻）不许”。

　　王邑、王寻自以为昆阳顷刻可下，“意气甚逸”（《后汉书·光武帝纪》）。这时，严尤又进言道：“围城为之阙（围城要留出缺口），可如兵法，使得逸出（逃走），以怖宛下（使围攻宛城的绿林军感到害怕）。”（《汉书·王莽传》）王邑还是未采纳，仍坚持四面包围，全力强攻。
　　从王邑的决策和行动可以看出，其战略方针是倾全力先破昆阳，再转用兵力于宛城，击绿林军主力。

　　宛城是荆州地区南北交通及经济的重镇，北出洛阳，南通荆襄，西入武关，是荆州的战略要地。新莽军确保此地，即是以控制荆、豫二州的形势；绿林军夺得此地，则北进可以略取洛阳，西向可以威胁长安，因此是双方必争的要地。
　　王邑、王寻不知兵略之要，狂妄轻敌，骄傲自大，既不知兵，也不会用兵。拒绝严尤的正确建议，将战略目标选择错误，不去进攻包围宛城的绿林军主力，却用全部兵力围攻昆阳，致使数十万大军被一个小小的昆阳所牵制，顿兵坚城，给了绿林军集中兵力、内外夹击的好机会。决策错误影响战争全局，结果宛城失守，大军亦溃败，加速了新莽政权的崩溃。严尤的建议当时如被王邑采纳，则荆州战场上的形势可能会暂时引起不利于绿林军的变化，使新莽政权可以苟延寿命。

　　日期：2017-01-14 15:17:44
　　刘秀等人出昆阳后，赶到郾城和定陵，要求两地的全部军队火速驰援昆阳。但两地驻军将领，“贪惜财物，欲分兵守之”。刘秀说道：“今若破敌，珍宝万倍，大功可成；如为所败，首领无余（头都保不住），何财物之有！”（《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一·更始元年》）诸将仔细一想，觉得有理，遂调发郾城、定陵的全部兵力，赶往昆阳。
　　更始元年（公元前23年）六月己卯朔（初一），刘秀与援军赶至昆阳。在解昆阳之围的战斗中，刘秀的战役指导是很出色的。他重视初战，善于趁敌松懈而击之，发挥了善于捕捉战机和机动灵活点。为消除军中惧敌心理，他亲率精锐步骑千余人为前锋，进至距新莽大军四、五里的地方列阵。王邑、王寻恃众轻敌，只“遣兵数千合战”。刘秀率兵发起冲击，“斩首数十级”。诸将在后大喜曰：“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且复居前（还在我们前面）。请（让我们协）助将军！”于是率部掩杀，“斩首数百千级”（《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一·更始元年》）。

　　此时，刘縯率领的绿林军主力拔宛已三日。据守宛城的棘阳守长岑彭与前队贰严说，在长期被围困中走投无路，举城投降。更始诸将恼怒岑彭坚守不肯早降，执意要杀掉岑彭。刘縯则说：“彭，郡之大吏，执心固守，是其节也。今举大事，当表义士，不如封之。”（《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一·更始元年》）更始帝同意刘縯的意见，乃封岑彭为归德侯【注：“守”意为“试守”，相当于现在的试用期。“棘阳守长”也就是处于试用期的棘阳县长。“贰”即“副”的意思，“前队贰”就是指前队大夫的副手】。

　　由于当时受通讯条件的限制，捷报尚未传到，昆阳方面对攻拔宛城还一无所知。为了鼓舞全军士气，给新莽军造成一种压力，刘秀有意制造攻克宛城的假情报，派人伪装成刘縯派来的信使，向城中报信说“宛下兵到”，又假装不慎将书信遗失，让新莽军拾得。消息一经散布，新莽军由于久攻不下，又闻宛城失陷，士气沮丧。而昆阳城中则士气高涨，援军诸将又经初战胜利“胆气益壮，无不一当百””（《后汉书·光武帝纪》）。战场形势向着有利于绿林军的方面转变。

　　刘秀抓住战机，趁新莽军士气沮丧和主帅轻敌的弱点，决定以新莽军中军作为突破口，速战解决问题。遂精选“敢死者三千人”，由刘秀率领，迂回到城西，出其不意地涉过昆水，“冲其中坚”（《后汉书·光武帝纪》）。

　　王邑、王寻得知刘秀只有三千人马来闯中军大营，颇为轻视。于是亲率万人巡行军阵，并敕令各营按部毋得轻动，独自迎战刘秀。双方甫一交锋，新莽军便失利。其余诸营新莽军由于有“毋得轻动”的命令，均不敢擅自出兵相救。结果王邑、王寻阵脚大乱，全军陷于瘫痪，“汉兵乘锐崩之，遂杀王寻”。昆阳城中王凤、王常等部“亦鼓噪而出，中外合势，震呼动天地”，新莽军大溃，逃跑者互相践踏，尸体遍布一百多里。适逢迅雷、大风，“屋瓦皆飞，雨下如注”，滍水暴涨，“虎豹皆股战”，新莽军士卒涉水逃跑而被淹死的以万数，“水为不流”。王邑、严尤、陈茂等人以轻骑踏着死人渡水逃走，绿林军“尽获其军实辎重，不可胜算，举之连月不尽，或燔烧其余”（《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一·更始元年》）。

　　日期：2017-01-21 16:32:23
　　昆阳大战前，王莽的备战可以说是竭尽全力，孤注一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昆阳之战就是新莽政权与新生的更始政权间的一场决战。其结果，以新莽数十万大军的彻底覆灭而告终。毛主席1936年12月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曾例举了七个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其中便有新汉昆阳之战。
　　两军作战是智与力的决斗。智是指挥员的卓越指挥；力是将士的英勇战斗。在围攻昆阳的战役中，王邑未意识到把数十万大军拥塞于昆阳小城之下，对己是极为不利的，还以为攻占昆阳易如反掌，忙着向附近郡县勒索贿赂，因而竟把攻城之事搁置一边，坐待绿林军开城出降。

　　当刘秀率军回救昆阳时，王邑不阻击其于远方，而仅以数千兵力迎战，致使首战失利，动摇了军心士气。当刘秀率“敢死者”三千人向其中军冲击时，王邑见绿林军兵力不大，仍盲目轻敌，只以万人迎战，又怕部队混乱，下令各军不准擅自行动。新莽军本就是杂集而成，毫无斗志，士卒也未经训练，便仓促开赴前线，诸将遂借口有令在先，互不救援，从旁观战。统帅的愚昧无能，有优势的兵力而不能发挥，使优势变成了劣势，主动变成了被动，导致全军覆没。这说明战争的主观指导是否正确，对战争的胜负有着直接的影响。

　　昆阳之战对刘秀一生的事业来讲，可以说是初露锋芒。通过这一战，可以看到他遇事有主心骨，沉着冷静，并十分善于说服团结持不同意见者等特点。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略作辨析，即关于刘秀“见小敌怯，见大敌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