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吗？”
　　“是的。”
　　“我可以像以前那样，写信给你吗？”片刻，我认真地问。
　　张娣点头。
　　我掏出预备好的一本通讯录和一支钢笔。张娣伏在一张车桌上，把地址，邮编，座机号码等都填上。字体娟秀。我确认一遍，揣进裤兜。

　　“你可以给我回信吗？”我又问。
　　张娣再次点头，说：“下去吧，火车好像在动了。”
　　跳下火车时，我没能站稳，一个体态雍肿的大妈推着一台卖馒头的餐车正好经过，我不好意思立刻起身，索性坐在站台上，望着火车渐行渐远，直至变成一个小点从我的视野里完全消失。不久，同一方向驶来另一列火车，我恍惚觉得张娣乘坐的那辆火车又打倒回来了，拖着一声长长的汽笛声，在对面的一个月台边停下，旋即所有的车门都被打开，人们拎着大包和小包挤下火车，争先恐后的场面恍若世界末日前的一场骚乱。我凝望良久，确定人群中确实没有张娣以后，这才慵懒地爬起身，走到不远处的一个杂货铺前，要了一盒白沙香烟和一袋炸马铃薯片。炸马铃薯片有点发霉，苦苦的，我“呸”的一声，吐在地上，剩下的连同包装袋一起扔掉了。出口处的一个墙角里蹲一个蓬头垢面的少年，想必监视我很久了，捡起炸马铃薯片包装袋拔腿就跑，一边拼命地奔跑，一边不停地回头。我悲天悯人起来，想把身上的东西统统奉送，可是一眨眼的工夫，少年就不见了。

　　这是发生在2001年秋天的事。
　　日期：2016-07-24 11:09:56
　　2001年秋至2002年夏，张娣来过长沙三次。我没有去株洲一次，有些事尚未水落石出之前，我没有理由找她。“理由”的用法可能不对，或许只是一种心情。
　　电话也很少打。头一个月，我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十点准时打电话过去。可是把绞尽脑汁搜刮出来的几个话题说完，就没话了，两人时常陷入一种沉默时间达好几分钟的尴尬境地，而且多数情况都只是上次谈话内容的重复。于是我放弃打电话，改成像在中学的时候那样，一个星期给张娣写一封信。张娣在月底回信。起先，我心情失落，觉得“入不敷出”。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
　　张娣绝口不提童年，只是不着边际地描述大学生活：没有事做的时候就钩毛线袜呀；打电话回家，得知爷爷和奶奶的身体都很健康呀；洗衣服的时候，把肥皂冲进厕所里了呀。此外，全以“祝：生活开心、学习进步”收尾。
　　收到张娣的回信，我就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逐字逐句地阅读内容。读到心动处，呼吸信纸的香气。倘若里面的某个词有涂改过的痕迹，就做一个哲学家，苦苦思索它本来的意思。然后钻进一间没有熟人的公共教室，一边重读，一边写回信。一个星期后重温内容，回第二封。如此这般，熬到月末。
　　我和张娣一样，只谈一些无需评论和解释的客观事实。诸如三餐吃的东西，作息时间表，同室者的绰号、个性、趣闻——内容详尽，以致信件经常超重，贴上双倍邮票才能寄出去。
　　过程委实妙不可言。每每提笔，只要想到诉说的对象是张娣，我就文思泉涌。即便是在十三年过后的今天，我仍对当时的自己钦佩不已：别人都在肆意地挥霍青春，或者在学习上孜孜不倦，唯独我把自己关进一间小木屋，像一个呕心沥血的作家那样笔耕不辍。

　　冬天，我在学校外面租了一间房子，没去外婆家，也没回瓦屋，不想搬家，再说收拾起来相当麻烦。寒假的第二天，张娣送来一打自己钩的毛线袜，四双给我，其他的打算分给家人，邀我和她一起回去，我说不想，她便乘坐当天的一辆卧铺汽车回家了。
　　房子是机械制图老师介绍的，主人是附近一家小模具厂的经理，一家三口要回岳阳老家过年，有一个熟人的学生看家想必求之不得，连租金也不肯收。我过意不去，买了一条白烟香烟作为答谢。
　　临行前，主人叮嘱：
　　“电视机和电脑都要经常打开，不打开就不会通电，不通电就会长锈，长锈就报废了。”
　　我连连点头。
　　我花了一天的时间，采购大米、鸡蛋、土豆、酱板鸭、腊肉、方便面等不易变质的食品。由于住在五楼，又没有电梯，我懒得出门，整天关在房间里看电视，玩网络游戏，快活了很长一段时间。直至某一天的深夜，外面突然响起密集的炮竹声。我推开客厅里的一扇窗户，看见密密麻麻的流弹宛如一场倒行逆施的阵雨，倏然升空，“嘭——嚓”，绽开无数朵绚烂的烟花，照亮了我眼前的整片天空。烟花落寂后，我在满屋子里找吃的，可是找不到任何可以食用的东西。于是第二天一早，骑着宗申，在寒风凛冽的街头东奔西窜。不光店铺全部关门大吉，连人影也难得觅见。无奈，绝食了四天。直到正月初五，才冲进恢复营业的一家川菜馆，狼吞虎咽了一顿。

　　开学后，我给张娣写了一封长信。写租住的房子，观看的电视节目，沉迷网游以致忘记购物的糗事。接着，写大年夜的烟花，和饥肠辘辘时我所想起的一些往事：
　　四年来，我的每个除夕之夜都是在长沙度过的。我珍惜这一年一度最喜庆的节日，总是怀揣一种愉悦的心情观赏烟花。然而这次是个例外。我恍惚觉得，你就站在我的身边，和我一起观赏烟花，我把手伸向你的肩，发现只是一个幻觉后，竟悲哀得不行。
　　寒假回家没能送你，我很抱歉。我买了两罐非常可乐回到食堂，发现你的人影已经不见，没能追出校门，就看见你登上一辆公共汽车离开了。我有和你一起回家的愿望，“和你”，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可我是被爸爸赶出来的，没有脸回去。
　　有些话说出来可能危言耸听。三年前的8月末，我离开家乡，乘坐的一辆卧铺汽车里满是汽油味儿和脚臭味儿，以致我很晕车，长达十二个钟头的时间里，一直在呕吐。一边呕吐，一边赌咒：就算是死在外面，也不会回去了。我饿得要命，渴得要命，连动弹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仿佛只要闭上眼睛，就再也醒不来了。人在沙漠中求生大概也是这样一种感受吧？我想，没有食物和水，只有广袤无垠的沙丘和可以烤熟鸡蛋的阳光——这种感受本来已经忘记了，可是在今年正月，我又体验到了。我躺在租房客厅里的一张沙发上，盯着悬挂在天花板下面的一盏枝形灯，就“人为何非吃东西不可”这一伪命题浮想联翩。

　　你不觉得，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很奇怪？原本美好的事物，在大脑里转了几圈过后，就变坏了。原本坏的，也有可能变得美好。比如，我在那两次其实都不算特别糟糕的情况下，同时想到了死。不就是死吗？我想，何足惧哉？而且随着思潮叠涌，掺和进来的美好成分也越来越多，还把你牵扯了进来。我想到：倘若有张娣相伴，自己躺在张娣的怀里安详地死去，或者共赴黄泉，岂不美哉？脑袋逐渐清醒后，才意识到自己是何等的愚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