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7-01-16 14:44:54
　　史载，薛侃备受拷打，却仍然 “累日词不具”，也就是连续几日审讯都没有什么结果，薛侃横来竖去就是一句话，一切都是我自己所为，无人主使。原以为碰上个老实人，可以任他张璁随意拿捏，岂料老实人要是认起死理来，比那些个背上纹身，脸上穿钉的所谓江湖好汉还要经打。连日审讯无果，彭泽首先沉不住气了，他还以为薛侃是被打糊涂了，不知道该攀扯谁才能脱罪，于是彭泽“好心”地提点薛侃。当时百官在场，夏言本人也在场，彭泽居然敢直接出言引诱薛侃把脏水往夏言身上泼，可见彭泽已是乱了分寸。

　　人乱了分寸，就容易出错。彭泽急不可耐地当众诱供，却不知道他不出面还好，要是出面只能产生反效果。薛侃本就抱定了打死不松口的决心，他清楚一旦松口就是抄家灭族的大祸，更何况薛侃此时已经恨毒了彭泽，要不是彭泽在其中鼓舞，他薛侃不见得就真的敢把奏疏给递上去，又何至于今日遭遇此等大祸。看着自己主动窜出来的彭泽，薛侃闭目悠悠说道：“这封奏疏是我自己写的，不过让我赶紧上疏的倒不是别人，正是你彭泽，是你跟我说张少傅看完我的奏疏深以为然，你难道忘了。跟夏言又有什么关系？”

　　彭泽当即被噎了个半死，所谓偷鸡不成蚀把米，非但没把夏言扯进来，再问下去倒很有可能把自己给陷进去。彭泽急流勇退，赶紧闭嘴。眼看就要审不下去，主审官员之一，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鋐再也耐不住了，这么多大小官员围着一个七品司正折腾了好几天，无非就是要他供出同党，本以为是手到擒来，岂料徒劳无功。汪鋐是张璁的跟班，因投靠张璁等议礼派而获得嘉靖信任，并从此官运亨通。彭泽熄火了，他作为法司主官之一当然就要顶上。

　　说到这里，先岔开一句。无论是张璁还是汪鋐都有非常明显的两面性，以至于如果单看一面就会对这个人物的评价产生巨大的偏差。如果我们单看诬陷夏言一事，我们就很容易认为张璁和汪鋐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小人。
　　但这个评断是极其错误的。张璁是个实干家，担任首辅期间力行改革，全面触及当时朝政的百年积弊，极大地扭转了当时政治经济情势的颓势，为此后张居正的改革奠定了相当基础，也提供了宝贵经验。张璁本人清廉自持，一心奉公，是个符合标准定义的清官和能臣。这样的人是小人吗？
　　而汪鋐呢，看汪鋐投靠张璁获得政治资本，看汪鋐积极构陷夏言，仿佛是个小人。但汪鋐实际上也是个能臣，官声也相当不错，并且他有一桩足可流传千古的壮举，那就是他在正德十六年曾经率军击败葡萄牙殖民者，把被强占多年的屯门（明属广东东莞县，今属香港）夺了回来，又在嘉靖元年再次率军在海战中大败葡萄牙，同时不断上疏并号召明朝学习葡萄牙的火器，以提高明朝军备水平。这样的事迹，几乎就要等同于民族英雄了，又岂是一个小人？

　　所以无论是张璁还是汪鋐，都不能偏颇地凭一两件事就认定他们是小人。嘉靖朝的大臣普遍都具有非常明显的两面性，通常既有政治权谋的狡诈，也有奉公为民的操守。大臣们这样的两面性，充分体现出了嘉靖朝的政治特点。
　　在皇权高压之下，在党争日趋激烈之时，大臣们必须玩弄权术，否则根本无法立足，这种权术的操弄到嘉靖朝中期之后更是登峰造极；但与此同时，嘉靖朝的政治风气与万历之后相比又尚未糜烂，由于皇帝苛察明敏，大臣们不敢尸位素餐，普遍能够勤勉用事，而且凡事也不敢做得太过分。就连严嵩权倾朝野之时，他也始终处在嘉靖严厉的目光下。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张璁等人玩弄权术时的狡诈和无德，也要尊重他们所处的环境和历史事实，公正地看待和评价他们，如此才能不堕入那种非黑即白的低级有害历史观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