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艳虽有种种缺点司马炎却多为优容，两人育有六个子女，其中女儿三人，分别是平阳、新丰、阳平三位公主，儿子也有三人，内中长子毗陵王司马轨早夭，次子司马衷，三子司马柬。本来司马轨早夭后皇太子应该是司马衷的，但司马衷生得憨愚，司马炎窃为之忧，便和杨艳商量。杨艳护犊心切，力劝司马炎立其为嗣。于是在泰始三年（公元267年）正月，册封九岁的司马衷为太子，并下诏说：“朕以不德，托于四海之上，兢兢祗畏，惧无以康济寓内，思与天下式明王度，正本清源，于置胤树嫡，非所先务。又近世每建太子，宽宥施惠之事，间不获已，顺从王公卿士之议耳。方今世运垂平，将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使百姓蠲多幸之虑，笃终始之行，曲惠小仁，故无取焉。咸使知闻。”原来按照惯例，每次立皇太子时都要大赦天下，可司马炎这次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没有因建储而赦免罪囚。

　　司马衷虽被立为太子，司马炎却仍心有疑虑，以其不堪奉承大统，想要改易别人，他就此事和杨艳商量，杨艳当然不同意，她说：“立嫡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乎？”她的意思是怎么能因为太子稍微笨了点就随便坏了制度呢？司马炎想想也觉得有理，这事便被搁置下来。为了给太子以良好的教育，司马炎特命司隶校尉李憙任太子太傅，又召故蜀汉官员李密为太子洗马。李密以祖母年老为由上《陈情表》，司马炎览表称之孝名不虚，就没有强求他来。

　　日期：2016-04-17 18:04:51
　　028

　　在从魏到晋的转型过程中，司马炎出于酬赏一直以来依附司马家族大臣的目的，赋予了他们更大权力，一些长期把持朝政的权贵开始出现。这也可以从咸熙元年至泰始初年封爵的变化得见。咸熙元年司马昭初建五等爵时，“或以进德，或以酬功”，魏国的三公如王祥、何曾、荀顗和位在三司之上的郑冲都获封大国。但到泰始元年新五等爵实施始，司马炎有意识地将封爵向禅代功臣倾斜，裴秀、贾充、王沈、石苞、陈骞、卫瓘在旧封制都是次国侯，荀勖是次国伯，羊祜是次国子，此时都受封郡公（羊祜推辞不受，进本爵侯）。

　　以上这些人几乎都是佐命勋臣，如石苞为司马昭奔丧时，一边恸哭一边赤裸裸地说：“基业如此，而以人臣终乎！”后来他还和陈骞一同劝告曹奂“历数已终，天命有在”，王沈则是“沈以才望，显名当世，是以创业之事，羊祜、荀勖、裴秀、贾充等，皆与沈咨谋焉”。陈骞则是“骞与贾充、石苞、裴秀等俱为心膂，而骞智度过之，充等亦自以为不及也”。贾充是“（文）帝甚信重充，与裴秀、王沈、羊祜、荀勖同受腹心之任”。这些人中，王沈、裴秀、贾充、羊祜等入晋后长期把持尚书台，荀勖任专典诏命的中书监，陈骞、石苞分典兵马，二人先后都督扬州诸军事，他们这些长期执掌大权的亲信集团的出现，助长了晋初朝臣之间的斗争。对司马炎的这种做法，时人也多有非议。

　　司马炎不仅在政治上给予勋臣优待，就是他们犯了错误，有时也轻轻揭过。在泰始三年（公元267年），司隶校尉李憙弹劾故文进令刘友、前尚书山涛、中山王司马睦（司马懿之侄）、尚书仆射武陔（魏卫尉武周之子，与陈泰为友，在魏时已任司隶校尉，入晋后自认为无佐命之功而深怀逊让）等人各侵占官田，请求免去山涛、司马睦等的官职，对已经去世的武陔，请求贬低他的谥号（武陔原来的谥号是定，按谥法大虑静民曰定，纯行不二曰定，属于美谥）。

　　结果司马炎下了这样一道诏书：“友侵剥百姓以缪惑朝士，其考竟以惩邪佞。涛等不贰其过，皆勿有所问。憙亢志在公，当官而行，可谓邦之司直矣。光武有云：‘贵戚且敛手以避二鲍（二鲍：光武帝时的司隶校尉鲍永和都官从事鲍恢，鲍永劾奏光武帝之叔赵王刘良，鲍恢亦抗直，不避强御，故光武帝有此言）。’其申敕群僚，各慎所司，宽宥之恩，不可数遇也！”结果只有官职最低的刘友被砍了脑袋，其余几人皆释罪不问，司马光对此评论说：“政之大本，在于刑赏。刑赏不明，政何以成！”在司马光看来，如果司马炎真认为李憙是对的，那就不该赦免几人，如果说得不对，就不该褒奖李憙。更何况四个人犯的是同样的罪，对山涛等人赦免却砍了刘友，避贵施贱，岂能称作善政！而且褒奖李憙的目的是鼓励大家开口说话畅所欲言，结果别人说了话又不能用，怨气结于下，威权去于上。最后司马光总结说：“创业之初而政本不立，将以垂统后世，不亦难乎！”

　　日期：2016-04-18 19:05:58
　　第四章 孙皓的真相（上）
　　029
　　司马昭去世的消息传到建业后，因两国已在之前互派使者出访，等于建立了一定的外交关系，孙皓决定派两个人去北方吊祭一下。他在群臣中选择了大鸿胪张俨和五官中郎将丁忠。张俨出身吴郡，弱冠知名，历官显位，因为博闻多识而被拜为大鸿胪。在出使之前孙皓对张俨说：“现在南北通好，因为你有出境之才，所以委屈你跑一趟。”孙皓话虽然说得客气，但张俨却绝不敢马虎，他对答道：“皇皇者华，蒙其荣耀，无古人延誉之美，磨砺锋锷，思不辱命。”到了洛阳之后，车骑将军贾充、尚书令裴秀、侍中荀勖皆欲一逞口舌以折吴人，于是他们绞尽脑汁想出种种难题来诘问张俨，张俨沉着冷静，一一予以化解，最后西晋这几位重臣都未能使他屈服。尚书仆射羊祜、尚书何桢等人亦称叹其才能，与张俨并结缟带之好。（《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聘于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子产献纻衣焉。后世以缟带比喻朋友交好）

　　在归途中，张俨病死，副使丁忠回朝。孙皓设宴款待丁忠，丁忠就此行所见劝告孙皓：“北方守战之具不设，弋阳（郡名，今河南省潢川县西）可袭而取。”孙皓就此事咨访群臣，时领荆州牧的镇西大将军陆凯极力反对轻开边衅，他说：“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且三国鼎立已来，更相侵伐，无岁宁居。今强敌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实，而遣使求亲，欲息兵役，不可谓其求援於我。今敌形势方强，而欲徼幸求胜，未见其利也。”就当时两国对峙的形势来说，我们毫不怀疑丁忠的洞察力，如果吴军偷袭，在未有准备的情况下，弋阳应当可以拿下。然而晋有人口和粮食储备优势，军事动员能力也要强于大族把持下的东吴，所以一旦晋在失利后反扑，东吴很可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何况事有轻重缓急，对东吴而言北部边境有江汉之险，而江淮平原上敌方骑兵纷驰往来，机动性远优于以步兵为主的东吴军队，因此向北推进难度较大。而交州三郡孤悬南方，要拿下则容易得多，而且交、广作为同一地理单元，从维持领土的完整上也应先南后北。所以丁忠此言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车骑将军刘纂对此发表评论说：“天生五才，谁能去兵？谲诈相雄，有自来矣。若其有阙，庸可弃乎？宜遣间谍，以观其势。”刘纂本娶孙权次女，次女卒后又继娶朱主，也就是孙皓的姑父，他的言论甚合孙皓之意，孙皓阴纳其言，准备对晋用兵，但是因为蜀汉新亡，该建议没有实行，但孙皓自此也断绝与晋外交往来，以示双方敌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