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最后悔的莫过于濮阳兴和张布了。孙皓即位后，虽然提升了这二位的官职，可他们在孙休朝已是董督内外，实质性的权力并没有扩张。而现在他们亲手拥立的天子不仅性情粗野，作风专断，而且听不进任何劝告，简直就是油盐不进。大凡劣质领导不外乎这样几种：一是不管事也不揽权，以打太极推手为荣，没有任何作为的；二是争功诿过，自私自利，胸怀狭窄，压制下属成长的；三是明明是外行却愣要装作内行，不懂装懂瞎指挥，不仅自己一意孤行，而又要下属严格按照自己意志行事，将局面搅得一团糟的。孙皓就属于这最后一类，一想起日后要天天和这样一位领导共事，他们的心情自然糟糕透顶。血淋淋的现实给这两位一直以来顺风顺水的政坛老手上了一课，代价是惨痛的，教训是深刻的，然而一切已不可挽回。他们因为心中存有怨气，私下里免不得有些闲言碎语。万彧正好想扳倒濮阳兴，更想向天子表忠献媚，就将此转告给了孙皓。孙皓也丝毫不假以辞色，趁濮阳兴和张布入朝的时候将他们收押，徙往广州，途中即派人追杀，并夷灭二者的三族。此时距离二人拥立孙皓还不足四个月。

　　日期：2016-04-02 20: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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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兴和张布的死至少说明这样两件事：一是皇帝作为公权力的代表，不应该成为任何人酬庸结好的筹码。濮阳兴明知道左典军万彧与孙皓交情甚深还要迎立孙皓，只能说他对此看得不透。万彧之所以要迎立孙皓，当然是对未来的政治回报抱有期待，而孙皓出于酬谢万彧的目的，也一定会在合适的时机提携万彧。假使濮阳兴那时还在丞相的位置上，局面就很尴尬：作为一个孙皓与万彧之间的“夹心层”，他既无法对上负责，又无法对下用令，去位是迟早的事情。如果万彧才能出众倒也罢了，可他明明是个爬梯子上来的小人，资历既乏手腕又缺，哪有调和鼎鼐、燮理阴阳的本事，他的上位只会让吴国的政局更加糜烂。

　　二是对于约定俗成、深入人心的秩序，在没有能力将所有破坏秩序的后果弥补之前，不要轻易试图去挑战秩序。周朝以降，嫡长子继承制深入人心，这虽然不是所有模式的最优解，但肯定是一个稳定解，因为该继承次序是明确且唯一的。然而从孙策开始，孙氏家族就一直游离于这个继承制度之外：孙策没有立自己的儿子孙绍而是选择了孙权，是因为孙绍年幼而孙权本人又能力突出。孙权最后选择了幼子孙亮，是孙登去世而孙和被废的后果，皇位从孙亮移到孙休，则是群臣不得已的选择。这样嫡长子继承制从来就没有在东吴真正实现过，所以在理论上当皇位出现空缺时东吴皇室近支的男性均有可能上位。这也是为什么在孙皓时一会儿谣传章安侯孙奋当立，一会儿又谣传上虞侯孙奉当立的原因，此种现象加剧了皇帝与皇室支属的对立，使得东吴在这一点上的内耗远超曹魏和蜀汉。

　　远在洛阳的司马昭听说孙皓继位后，写了一封书信给孙皓，中心思想是劝孙皓认清形势，及早归降。
　　司马昭在书信开篇首先论起义理：“圣人称有君臣然后有上下礼义，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后上下安服，群生获所。逮至末涂，纯德既毁，剿民之命，以争强於天下，违礼顺之至理，则仁者弗由也。”
　　然后他话锋一转，谈起魏国灭蜀后的形势：“方今主上圣明，覆帱无外，仆备位宰辅，属当国重（司马昭已于当年三月进爵为王，增封十郡）。唯华夏乖殊，方隅杞裂，六十余载，金戈亟动，无年不战，暴骸丧元，困悴罔定，每用悼心，坐以待旦。将欲止戈兴仁，为百姓请命，故分命偏师，平定蜀汉，役未经年，全军独克。”
　　接下来便是以“仁义”为幌子的劝诱和逼迫：“于是猛将谋夫，朝臣庶士，咸以奉天时之宜，就既征之军，籍吞敌之势，宜遂回旗东指，以临吴境。舟师泛江，顺流而下，陆军南辕，取径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汉之粟，然后以中军整旅，三方云会，未及浃辰，可使江表底平，南夏顺轨。然国朝深惟伐蜀之举，虽有静难之功，亦悼蜀民独罹其害，战於绵竹者自元帅以下并受斩戮（指诸葛瞻父子、黄崇、张遵、李球等），伏尸蔽地，血流丹野。一之於前，犹追恨不忍，况重之於后乎？是故旋师按甲，思与南邦共全百姓之命。”

　　司马昭甚至苦口婆心地劝孙皓审时度势，不要继续负隅顽抗，以免误己误人：“夫料力忖势，度资量险，远考古昔废兴之理，近鉴西蜀安危之效，隆德保祚，去危即顺，屈己以宁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陨德覆祚，而不称於后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
　　最后为孙皓指明两条道路的后果：“今朝廷遣徐绍、孙彧献书喻怀，若书御於前，必少留意，回虑革算，结欢弭兵，共为一家，惠矜吴会，施及中土，岂不泰哉！此昭（司马昭自称）心之大原（通‘愿’）也，敢不承受。若不获命，则普天率土，期於大同，虽重干戈，固不获已也。”
　　日期：2016-04-05 14: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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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历264年11月6日，司马昭派遣相国参军徐绍和水曹掾孙彧携带马匹锦缎出使东吴。徐绍和孙彧原本均为东吴人，诸葛诞起兵后他们随吴将文钦、全怿等入援寿春。徐绍在吴官拜南陵督，孙彧为孙权支属皇室宗亲，因寿春城破两者不得已而归降魏国。曹魏与东吴交战多年，自孙权摒绝藩属关系始已无国家层面上的往来，司马昭亦不知孙皓览书后的反应，故选择了解东吴情况的降官充作使者。为表隆重，在临行前司马昭仍令徐绍兼散骑常侍，奉车都尉，封都亭侯，孙彧兼给事黄门侍郎，赐爵关内侯。同时为了展示中土大国的泱泱气度，司马昭特令徐、孙二人在魏国的家人自愿跟随出使而且在完成任务后不必北还，也就是说可以选择更改国籍留在吴国。

　　徐绍、孙彧到了建业之后，见到了孙皓。然而孙皓并没有马上派人回访曹魏，一直到次年三月，他才择定光禄大夫纪陟、五官中郎将弘璆二人为使，随徐绍、孙彧前往曹魏。纪陟在孙峻时曾任中书郎，孙峻派他去诘问南阳王孙和，但纪陟心向孙和，特地秘密命人通报消息，让孙和在他到来时能义正词严地陈述自己的理由。然而孙峻事后得知，颇恨纪陟，纪陟为此闭门不出了很长时间。孙休即位后，纪陟为中书令，后因其父纪亮为尚书令，父子班第相连，在朝会时孙休便命人在他们中间隔了一道屏风。过了一段时间，纪陟外调豫章太守。孙皓为帝，陆续将与孙和相连及的诸父亲属外徙东冶，只有纪陟因为曾有密旨，孙皓特地封赏他的儿子纪孚为都亭侯。而弘璆则是孙权姐夫弘咨之孙，即孙权的从外孙。因此孙皓派出的这两位使者，都是他认为政治上绝对可靠的人。

　　徐绍一行人走到濡须，在即将出境前孙皓突然将徐绍召回，并将其杀掉，原因是有人举报徐绍宣扬中土之美。孙皓气愤难平，又将徐绍的家属全都送往建安郡安置。东吴末年郡一级的行政区划调整频繁，在原有基础上多有裂地增设，原因也不一而足，有的是出于镇抚山越的需要，有的则是为了藩卫陵寝，还有的为了行政管理上的方便。这建安郡便是在永安二年（公元259年）以会稽郡南部地区单列而成，该地在孙权初视事时曾有大批山越反抗，此时相较淮泗一带也仍未落后地区。不知徐绍那些千里迢迢从曹魏跟徐绍前来的亲属此时是什么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