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5-12-27 20:47:20
　　39
　　在诸葛诞和司马昭在寿春对抗之时，蜀汉朝廷也得到了消息。司马昭在全国抽调了二十六万大军，除了直属于洛阳的中军外，相当部分是来自各征、镇将军的部属。此时的雍凉军区也有大量军队外调，守备必定捉襟见肘，姜维极力建议于此时出兵。刘禅反复衡量之下，最终批准了姜维的计划。但蜀汉朝廷内部对此却大有异议，代表性论调便是中散大夫谯周的《仇国论》。
　　谯周是益州巴西郡人，出生于一书香世家，父亲谯垪就是一位兼通诸经和图谶的大儒。只不过谯垪去世得早，谯周是在母亲、兄长等人的照料下长大的。因为家学渊源，谯周一心向学，对六经颇有研究，也略通天文，只是对其他诸子的文章不甚推崇。他还曾向蜀中硕儒杜琼等人请教，深得杜琼指点。因为他学问甚佳，故此早年便有机会见到诸葛亮。谯周是个身高一米八四的大个子，穿着打扮极不讲究。而且面相朴讷，不善言辞。据《蜀记》记载，当他初见诸葛亮时，左右诸人都忍俊不禁。后来有司请求惩处那些发笑的人，诸葛亮为其开脱说：“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诸葛亮任命他为益州劝学从事，蒋琬继任益州刺史后改任典学从事，负责全州的学问研讨传授。刘璇被立为太子后，谯周先后任太子仆、太子家令等职，对刘禅每有规劝。后来又转任中散大夫，仍然服务太子。

　　谯周作为益州本土的大儒，对蜀汉朝廷的一些做法甚有意见。他因为从杜琼那里学到了一些谶纬学，私下里对人说起自己对蜀汉两位君主名字的看法：“《春秋传》记载晋穆侯太子名字叫姬仇，太子之弟名叫姬成师。师服就说了：‘君侯给孩子取得名字有问题。嘉耦曰妃，怨偶曰仇，太子名字叫仇，这不是太子将要被取代的意思吗？’后来果然如此。汉灵帝两个儿子叫史侯、董侯，虽立为帝而终被免为诸侯，和师服的例子类似。现在先主名字为备，意为功业大具；今上名字叫禅，意为刘家名业已成，当授与人，意思比晋穆侯、汉灵帝的例子还明显。”由此可见谯周很早便是一个投降主义论调者，他的观点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大部分蜀中士大夫的意见。在《仇国论》成文的过程中，谯周不是孤军奋战，他还得到了尚书令陈祗的支持，里面相当多的内容就是谯周和陈祗讨论后的结果。

　　《仇国论》并不长，全文计有四百余字，内容采用类似《黄帝内经》黄帝与歧伯问答的方式来表述观点，文中有两个人物：一个为不断提出问题的高贤卿，另外一个为答疑解惑的伏愚子。这个伏愚子相当程度上就是谯周的化身。
　　高贤卿首先问伏愚子以弱胜强的法门，伏愚子这样回答：“处大无患者恒多慢，处小有忧者恒思善；多慢则生乱，思善则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养民，以少取多；勾践恤众，以弱毙强，此其术也。”中心思想即为恤众养民，以一种“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态度静候时机。
　　高贤卿接着他的话举了一个例子：“当年项羽强而刘邦弱，两者之间战争无日不作，但相约以鸿沟为界后，双方都打算回到自己的土地上休养生息，只有张良认为民志既定，则难动其根本，于是力劝刘邦出师，最终平定项羽，难道一定按照文王的成例来办吗？刚刚建立的国家（此处指魏国）内有疾患，我因其患而陷其边陲，使它的疾患增加而最终毙敌，难道不可以吗？”
　　日期：2015-12-28 19:47:31
　　40
　　伏愚子说：“殷周之际，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习所专；深根者难拔，据固者难迁。在那个时候，汉高祖怎么能仗剑策马取得天下吗？当时秦国罢掉侯国改置太守之后，人民疲于应付秦国的劳役，天下分崩离析，有一年就改换君主的，有一个月就改易公侯的，没有人知道该跟从谁。在这时豪杰并起，各据一地相争相夺，迅速扑击的多获战果，动作缓慢的就会被人吞并。现在我国和肇建之国都已经传国易世，天下形势不是秦末天下鼎沸的时候，而是确有六国并据之势。所以说在这时只能做文王，而不能做汉高祖。”

　　而后伏愚子话锋一转，开始有针对性地批评姜维用兵：“人民疲劳则骚扰的迹象出现，上位的管理者怠慢下位的管理者残暴则瓦解的形势明显。谚语说：‘射幸数跌，不如审发。’所以智者不为小利移目，不为意似改步，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所以汤、武的军队没有经过再战就攻克敌国，是因为他们重视人民的劳苦而审时度势。如果任意穷兵黩武，土崩势生，甚至不幸遇到灾难，那时即使有智者也难与为其谋划了。如果谁能够奇变纵横，出入无间，冲波截辙，超谷越山，不通过舟楫就能渡过孟津的，我是愚人，实在是想不到这一点。”

　　谯周的文章语气看起来并不激烈，却像是一把钝刀，处处可见用心之机锋。前面高贤卿和伏愚子的对答是针对大势而发，最后得出的结论只有一条那就是我国和魏国都已传位了数任君主，民心思固，所以形势类似殷周之际的两国，而并非六国并争的局面。所以伏愚子建议像周文王那样审势而动，而不要做盲目的举动。后面的阐述则是针对姜维用兵有感而发，他认为与其每次劳而无功，不如看清形势后一局定音。在全文的收束部分，他还特意加上了那句讽刺意味极为明显的话，意思是姜维你如果有超时代的能力和作为，就不在我这篇文章议论的范围之内。

　　总体来看，这篇《仇国论》结构紧凑，夹叙夹议，确是一篇好文章，但文中的几处观点却大有商榷之处。比如他说的形势论，其实难以与实相符。周文王在相当长时间内是殷商的附庸，两者有隶属关系，所以文王才能缓慢的积蓄力量收拢民心，以作非常之举。而以三国当时的形势，魏国自称从东汉禅代，举行过改朝换代仪式，蜀汉则继承了东汉的法统，两者都声称自己才是天下正统所在。至于国家相争，那当然还是力强则胜，力弱则败，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当时的形势更像是互争互战的六国，而并非商周时候的双强对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