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2-11 21:59:39
　　二 直隶是个烂摊子
　　经历了这么多，罪也受了，苦也吃了，慈禧开始觉得这大清是该换换花样了，如果不与时俱进，后面的日子还是没法过，“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她体验得比谁都深刻。可以说，八国联军的入侵，摧毁的不光是清政府坚固的城墙，还有它延续了两百多年的上层建筑，如今落得一个体无完肤，看来不改革是不行了。
　　1901年1月，慈禧以光绪的名义于西安发布变法上谕，4月宣布成立督办政务处，命奕劻、李鸿章、荣禄、瞿鸿禨等人担任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为为参预政务大臣。老太太偏西北一隅发号施令，话明显没有在紫禁城好使，除了山东的袁世凯，地方上没有几人响应。
　　4月25日，刚接到指示几天，袁省长便呈上了《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提出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辨名实、度裕支、修武备十项新政措施。1902年1月，慈禧回到北京，增补袁世凯为参预政务大臣，参与新政事宜。
　　实现梦想的机会终于来了。戊戌那年，他也上过变法的奏疏，遗憾的是没有中标，后来康梁一闹把慈禧惹恼，法没变成，还差点丢了性命。好吧，领导不赞成，那次就算了。接着在山东，虽然有义和团搅合，但袁省长四十出头，精力旺盛，一边剿团一边办新政，到底还是做起来一些成绩，奈何才有起色就被调去直隶当总督，袁世凯看着刚办起来的新政，踏着老李的足迹，来保定履新了。
　　时隔三年，中央又闹着变法，这回慈禧不但不反对，还是她一手挑的头，杀头的危险不存在，又没有义和团捣乱，天时地利人和，这下可以放开手干了。都说我是枭雄，只有个别史学家比较了解我，说我是“近代中国数一数二的治世能臣”，既然有人对我评价这么高，那我就让你们看看我能臣的一面，谈一谈直隶新政。
　　政治方面，肃吏治。
　　说起晚清吏治，世人早有耳闻，卖官鬻爵，贪污成风，尸位素餐，结党钻营，别的不说，单看有捐纳这一项光明正大的官方活动，这大清吏治能好到哪去？不言自明。
　　让直隶所辖道、府、州、县各级负责人将每年的政府开销以预算形式上报，实地考察后统一分拨，实在不够，再以津贴的形式补充。大清官员本身的工资并不高，日子过得滋润全靠养廉银，政府的高薪养廉，加上地方的津贴，官员没有了额外需索，自然有助于洁己奉公。
　　官员按你的办法做了，可好不好、合不合格谁说的算？针对这一问题，袁总督设立了官员考核机构，由机构工作人员投票表决，对官员任期的政绩和其它方面进行考核。如果出现官员被弹劾现象，直隶还设有调查处，结合平时政绩和弹劾文件，决定对该官员的处理。

　　同时，袁世凯还裁撤大量冗员，对那些“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不必要的官员机构大力裁减。如此一来，官员尸位素餐的现象得到改善，政府的财政负担也有所缓解。
　　为了提高官员的文化素质和施政能力，直隶开办有官员培训班，分学前班和正式班两种，命专业讲师给旧式官员大讲国际法、刑事和民事诉讼法、警察学、监狱学、统计学等现代知识，学好了再去国外游历一下，学学人家的经验，回来要上交实习日志。
　　此外，直隶还率先涉足司法改革。1902年，袁世凯联合刘坤一、张之洞奏请修改大清法律，七年后，《大清刑律》书成。1905年，袁奉命在天津试行地方自治，随后设立自治局和自治研究所，并于次年在天津设立审判厅，试行司法独立。1906年，清廷改刑部为法部，专任司法。1907年，天津完成司法改革，成为全国司法改革试验基地。
　　经济方面，倡实业。
　　虽然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我老袁不是拜金主义者，面对大清囊中羞涩的困境，我权力有限，管不了那么多，但最起码，得把直隶弄得有模有样。
　　在直隶新政中，对经济做出贡献最大的是袁的得力助手周学熙。小周他爹周馥是跟随李鸿章最早、时间最长的幕僚，是袁保龄的至交，跟袁世凯关系自然也不会差，袁任直督之前就是由周馥代理，袁走后，周馥做了山东巡抚，后来老周直接跟老袁成了亲家。
　　国难之后，直隶千疮百孔，经济尤是如此。为了缓解这个局面，袁总督先从金融下手，实行币制改革，他命周学熙创办银元局，铸造银元和铜元，以此替代银两，遏制白银外流。随后又开办银行，发行银两票、银元票、铜元票，逐步实现以银、铜向纸币的转换。
　　整顿金融的同时，袁世凯开始着手实业。1903年，周学熙赴日本考察后，奉袁之命，回国创办了直隶工艺总局。听名字该机构像一个做工艺品的衙门，其实不然，工艺总局是一个具有官方背景的实业指导机关，下设工业学堂、工厂、研究所、陈列所等多个部门，具备从学习、教学、科研到生产和成果展览的一整套服务体系，有了这个机构，有关工商业的所有愿望都可以满足，有地方学习，有老师指导，有科研支持，有成果参观，甚至还设有专利申请机关，既调动了民众的积极性，又使工业救国的观念深入人心，直隶工商业开始从思想上迅猛发展，从1900年前的四五家民企发展到遍地开花。

　　不光如此，袁世凯还对外国染指的开平煤矿、临城煤矿等企业进行了利权回收，使得企业主权重新归清廷所有。光绪年间，清廷创建唐山细绵土厂，后为英国掌控，1906年，袁命周学熙从英人手中收回重办，改名为启新洋灰公司，使之成为中国最早的水泥厂。
　　要想富，先修路。1905年，袁世凯在河间秋操间隙，奏请修建京张铁路，并大胆使用留学人才。京张铁路从筹集资金、到委派詹天佑做铁路总工程师，以及进口钢轨、枕木等材料，皆是袁世凯一手操办，他致函詹天佑，说自行修筑京张铁路“乃大长我国人志气之举”。正是有了袁氏的亲力亲为，中国第一条自行设计修建的铁路才得以蜿蜒于华夏大地。至今，青龙桥火车站还矗立着詹天佑的铜像，下书“詹公天佑之象”，讽刺的是，题字者却是孙中山。

　　除了工商业和交通，农业也不能放松。1902年，保定率先设立农务局，附设农业大学堂和农业传习所，下设农业试验场，类似于现在的试验田，之后袁派人购买先进机器农具，聘请日本专家指导种植。
　　此外，袁世凯还在天津市内架桥拓路，成立中国第一家发电厂、电车电灯公司和中国第一家自来水公司，并开通了中国第一辆公共交通性质的电车。1903年，天津设立电话局。袁世凯在市政民生方面的举措，对天津的城市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当时的天津遂有“万国博览会”之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