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3-26 09:26:33
　　连载44
　　二、贞观朝的法制精神：宽仁慎刑
　　贞观元年正月至二月间，李世民刚刚改元不久，便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重新修定法律。无忌与玄龄等人以《武德律》和隋朝《开皇律》等为基础，本着宽仁慎刑的精神，起草了《贞观律》的最初蓝本。其中体现宽大精神的一个最大改动就是：
　　把五十条按旧法应判为绞刑的，改为断右趾。
　　但李世民看罢以后，觉得还是太残酷了，还是不够宽大，他告诉无忌等人，肉刑在开皇年间便已废除了，何苦还要恢复？便要求继续改，直到改为流放加服徭役（此刑便叫“加役流”），才同意下诏颁行。
　　这也只是《贞观律》的1.0版，随后还有不断的完善和改动，目的就是定罪更合理，量刑更宽大，直到贞观十一年，才正式确定，颁行天下。与旧法相比，《贞观律》大大减少了重刑条款数量，缩小了族刑和连坐的范围。其宽仁慎刑的法制精神不只照顾到了官僚、贵族等特权阶层，受惠最大的还是老百姓。
　　最能体现这一点的，便是其中的死刑复核制度。
　　贞观二年（627年）三月间，听罢大理寺官员的汇报后，李世民感到对其中有些死刑犯的罪名吃不准，需要慎重对待，便正式下诏，要求此后确定死刑犯都要走一遍“三司推事，九卿议刑”的程序。所谓三司，是指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个司法部门。所谓九卿，是指太常寺、光禄寺、大理寺等九个部门的长官。三司判案以后，交由九卿讨论，并监督复核，以确保司法公正，避免滥杀无辜。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参与议刑的人不只九卿，朝中很多四品以上的官员也都有资格。
　　这干嘛呢？朝廷重臣倾巢出动，就为了讨论一批死刑犯的量刑是否适当？杀鸡焉用牛刀？这也太夸张了吧？
　　不夸张，这其实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对人的生命权的尊重。

　　法律是无情的，但法律，也不外乎人情。
　　法律本身是一种霸道，但在这种霸道中，也可以体现出王道。
　　什么是法律的王道呢？就是最大程度地杜绝冤狱，最大程度地体现公平，量刑适当，宽仁慎刑，该杀的要杀，不该杀的绝不能冤杀！尤其不能草菅人命，让那些无辜的生命含冤负曲，被随意剥夺。任何人，任何国家机器，包括最高统治者皇帝，都不可以！
　　也因此，才要宽仁慎刑，才要监督复核，才要“三司推事，九卿议刑”。这绝不是小题大作，而恰恰是治国之要。只要想想隋朝，想想那些无辜的生命，那无数死于严刑峻法的草根冤魂，就会明白李世民此举的目的何在。
　　若天下多冤狱，则国必危，若天下尽冤狱，则国必亡，还谈什么长治久安！
　　所以，这既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法律必须的公平，是统治者应有的慎重。
　　对统治而言，法律的威慑力是必要的，但统治者却不可以过度依赖这种威慑力，不可以滥用这种威慑力。
　　物极必反，一过头，事情往往会走到反面。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长孙无忌与房玄龄等修定《贞观律》）
　　虽然如此，但法律毕竟是人制定的。而且在中国封建时代，法律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它的地位其实很尴尬，长期以来一直是作为君主统治臣民的一种专制工具。关于这一点，历代政治家都有论述，比如春秋时代的管仲就曾说过：“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其后韩非子则直接把权术和法律看作是“帝王之具”，而大开杀戒的明太祖朱元璋说得更是理直气壮，也更赤祼祼：“法令者，防民之具、辅治之术耳。”

　　这些人认为，法律是帝王造出来的，是统治臣民的工具，是防备、镇服老百姓的手段，皇权必须凌驾于法律之上，而法律对帝王，对皇权则没有任何约束力。
　　基于这种认识，所以历代皇帝有很多是“玩法律”的高手，生杀予夺，金口玉言一句话，都随心情好坏而定，其随意性和对法律的破坏性都很大，因此往往免不了践踏法律。而且有领导带头，各级官员也往往以行政权，以潜规则来干涉或破坏法律的尊严，有法不依，甚至执法犯法，无法无天，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
　　想想也是，在封建时代，如果皇权不高于法律，那么皇权的诱惑可就要大打折扣了。
　　如果按管仲等人的逻辑，相信以下这句话应该是历代皇帝的心声：

　　皇帝就是天王老子，拥有对法律的最终解释权！
　　这是大伙的心声，那么李世民对此是怎么看的呢？
　　据史料记载，贞观初年李世民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
　　啥意思？
　　意思很明白：法律，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是天下人都应该共同遵守的！
　　包括皇帝。

　　也就是说，法律不是为皇帝一个人服务的，而是服务于天下人的。
　　这证明，李世民是承认并且尊重法律的独立性的，而且皇权要尽量减少对司法的干预。
　　作为一个皇帝，能有这种认识，实在是很明智，很开明，也很不容易。
　　说是这样说，他能做到么？
　　能的。

　　日期：2013-03-26 09:30:38
　　连载45
　　据史书记载，也就在《贞观律》1.0版刚推出的同时，李世民曾与大臣戴胄发生过一次争执。事情的起因是：
　　李世民即位后，推出了一项“恩荫制”选官政策，以照顾唐朝开国功臣后代，以及李唐统一战争期间那些战死沙场的烈士后代，赐给他们官爵。此外朝廷选拔官吏的时候，常会优先选用那些曾经供职于旧隋的、富有从政经验的资深人士。这两个合起来，就是所谓的以“资荫”选官。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此一来，就有很多人削尖脑袋想各种办法以混个“资荫”，甚至很多人还不惜伪造资历或谎称烈士后代，以“诈冒资荫”的方式，谋个一官半职。由于鱼龙混杂，真假难辩，有关部门为此大伤脑筋。不得而已，李世民只好专门下诏，要求所有造假者投案自首，违者一经查实，定斩不饶。

　　皇帝都这样说了，相信大伙都该老实了吧？
　　不然不然，还是有一位叫做柳雄的小官吏心存侥幸，不惜冒着杀头的风险，顶风作案，跟皇帝对着干。柳雄柳雄，可谓人如其名，堪称猛人。
　　然而假的终究真不了，有关部门经过审核，查出了柳猛人伪造旧隋任职资历的事实，并呈报了皇帝，于是李世民在愤怒之下，当即决定杀一儆百。
　　但李世民此举却遭到了戴胄的反对。

　　自王君廓在虎牢生俘戴胄后，戴胄便被唐朝收编，先入秦王府供职，慢慢混到了兵部郎中一职。李世民即位后，认为戴胄这个人忠诚、正直、公道、清廉，又有熟悉法律的特长，便将他提拔为大理寺少卿（相当于最高法院副院长），领导慧眼，皇恩浩荡，按理说老戴应该识趣点，至少也别顶撞领导，可我们也知道老戴的脾气，当年王世充那么欣赏他，他都要反对老王受禅，现在换了领导，还是老样子，一点没变。

　　但其实这也是李世民欣赏重用戴胄的原因，如果老戴明哲保身，唯唯喏喏，只知迎合领导，不敢直言进谏，提出不同意见，还用他干什么？
　　（李世民与戴胄。）
　　直谏是必要的，不过戴胄这一回却真正戳到了李世民的痛处。其时李世民虽打算处死柳猛人，但感觉还是走一遍法律程序再杀人比较合适，便把案子交给了戴胄，岂料戴胄随后提出的处理意见居然是：柳猛人不能杀，只能流放。
　　为什么？因为按大唐律法，对“诈冒资荫”者，就得这么判。
　　《贞观律》刚刚颁行，陛下就想失信于天下，不依法办案么？
　　如果陛下动用皇权直接杀人，俺老戴也管不着，但现在您把案子交给俺处理，俺老戴就得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办案。
　　老戴这么做，肯定是对的，但他忘了一点，皇帝也刚刚下诏，“诈冒资荫”者如不投案自首，死罪难逃。
　　所以，如果皇帝饶了柳猛人不死，就更是失信于天下！
　　皇帝说了话不算，这让皇帝的脸往哪搁？
　　所以李世民闻言，不由得勃然大怒道：“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于天下乎！”
　　是啊老戴，如果按您的意见，那您老就得了一个秉公执法，依法判案的好名声，却让领导背上了失信于天下的黑锅，您老自个儿落个好，同时坑一把领导，您老太过分啦！
　　这其实就是皇帝和法律谁说了算的问题，就是皇权和法权哪个更有效力的问题。

　　但戴胄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对此显然有着清醒的认识，很快给出了问题的答案：“陛下，您的旨意不过出于一时喜怒，而国法却是布大信于天下，臣知道陛下忿恨那些诈冒资荫者，但这只是君王的‘小忿’，而法律才是国家的‘大信’，陛下何不忍小忿而存大信？如果陛下忍不了，执意要杀人，臣只能为陛下感到遗憾。”
　　看来老戴并不是忘了皇帝的诏书，并不是没领会领导的意图，他是故意的！
　　居然把皇帝的愤怒看成是小忿！老戴真敢说。
　　但李世民一听，居然就没了脾气。沉默了一会儿，他又居然开始自己找台阶下：“朕错了，卿秉公执法，朕复何忧！”
　　原来不过是一点小忿么，朕忍了！
　　如此一来，柳猛人最终没被杀头，流放了事。
　　不过这还只是个开始，据史书记载，老戴受到这次鼓励以后，干得更起劲了。为了维护法律的独立性，还曾多次与李世民发生争执。
　　每次他都赢，每次都是李世民妥协，按他的意见办。
　　李世民弄明白了一个道理：皇权不凌驾于法律之上，皇帝尽量不要干预司法，才能确保司法的独立和公正，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冤狱。
　　宽仁慎刑！
　　除了大搞法制建设以外，贞观初年的李世民在国家政治制度上，也出台了一系列新政或改革，下面就来盘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