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没有选择的选择”，居然具有强有力的法理基础。像欧美国家的政府不会为国有企业无条件承担所有债务一样，企业既然是法人，就有权选择破产来结束生命。广国投破产，对外符合国际惯例，对内符合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企业自负盈亏，政府不再直接对企业的经营负责。这也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发出进一步改革的信号：不管它们的规模有多大，国际声望有多高，曾经有过多么辉煌的历史，政府最终都会出手挽救、替它们偿还债务的历史，从此终结。

　　这个信号是如此强烈，让很多人不能适应。就是到今天，中国大陆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很多大型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对政府拒绝偿付外债和广国投破产，仍然坚持明确的保留态度。这恐怕不简单出自兔死狐悲的一般感情，面对政府广泛参与企业经营的现实状态，企业当然有理由不愿意独自承担全部责任。
　　广国投破产，同时为与中国国有企业做生意的国际债权人发出改革信号。按照传统定义，国投和红筹的所有者是大陆的国家实体，不管是公司还是政府部门。所以，国际债权人坚持国投和红筹企业的国际债务应被当作主权债对待。1999年6月30日，国际债权人拒绝广东省政府重组粤海的建议，债权人委员会指出：“债权人强烈认为，借贷给集团（粤海）是基于明确的双方相互理解的条件，即广东省人民政府将支持集团并保证集团能完全履行合同义务”。

　　债权人的理由可以理解。过去，经常基于这种理念，他们才放心大胆，争先恐后，把大笔金钱借给国投和红筹。由于有这样的理念，债权人用不着对贷款企业和贷款项目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和严格的持续监督（这正是银行从事商业贷款必须花费的主要成本）；与此同时，贷款通常按照企业之间的商业程序和商业利率安排，并不是政府与政府之间，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对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援助性低息贷款。商业利率本身，应当包含了对商业风险的付费。

　　1994年5月，广国投董事长黄炎田成为《商业周刊》的封面人物。封面故事的大标题赫然醒目：“一位红色资本家的内部世界：黄炎田的高效金融机构正帮助再造中国”。就在粤海重组前夕，粤海集团刚刚荣获香港政府颁发的年度最佳管理奖，旗下的广南集团，更是被摩根斯坦利隆重推荐为50个 “全球最佳中小企业”之一（尽管后来的事实表明，广南领导层问题多多）。这些优良的商业信誉，显然不是靠长期借债不还赢得的。容易理解的实际情况是，在过去20年时间，国际债权人一方面节省了大笔其他商业贷款必须支持的调查监督费用成本，一方面索取了风险费用又从来不用承担风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国有企业的大锅饭借着国门开放，居然早就吃到国际上去了。广国投破产，昭示了国际借贷大锅饭的游戏规则从此改变。

　　广国投破产一案，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充满争议的里程碑。国际借贷人今后向中国企业提供借贷时，必须像对其他市场经济体的企业一样进行周密的风险评估，对企业财务状况进行持续的严格监督，而不能再省下这道主要成本，幻想中国各级政府会继续无条件承担国有企业的国际债务。
　　在考虑国际债权人的同时，工作小组还要在国内个人储户中“平息混乱”。这是广国投破产程序中，国内需要慎重解决的首要问题。超过三万自然人在广国投存入8亿元人民币。广东省各地发生多起请愿事件。人们害怕广国投的关闭使他们的存款一去不返。广国投破产同时造成500多名员工失业。中国银行急忙购入广国投欠个人储户的7.8亿元人民币，在广国投关闭之后，突然变成最大的单个债权人。这笔交易的资金由广东省政府提供。省政府同时支付了广国投职工的遣散费。对于8万名通过广国投下属证券营业部买卖股票的股民，其业务转移到广发证券公司，在托管的名义下暂且继续经营。所有这些涉及社会稳定的安排，必须在严格遵守破产法程序、不损害国际债权人权益的前提下进行，因此需要许多比政府过去处理内部事务复杂得多的专业设计。毕马威和同时聘用的国际著名律师事务所以及大陆著名律师事务所之间的密切合作，在这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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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粤海重组
　　1998年夏末，债权人急切追讨债务，粤海集团度日如年。到9月，粤海只能靠省政府的短期资助支付需要紧急偿还的债务。展望未来，在欠下的46亿美元外债中，1999年1月到期6.8亿美元，4月到期11.7亿美元。负债比率高达74%。粤海已经山穷水尽，活不下去了（根据毕马威的审计报告，到1998年9月30日，粤海集团总债务303亿港币，账目总资产212亿，严重资不抵债）。10月8日广东省政府决定，在广国投破产的同时挽救粤海。10月26日官方宣布，粤海的债务将通过重组解决。粤海下属的两家主力企业——粤海投资和广南控股，对香港的股市稳定十分重要。重组粤海的决定，一方面使中国政府避免将国有企业的债务视为主权债，一方面给香港股市吃了一粒定心丸：会找到一条途径，保持资不抵债的红筹生存下去。

　　关于重组粤海的谈判时走时停，经过一系列漫长艰苦的讨价还价，2000年12月6日，国际债权人终于接受高盛提出和修改的重组方案。谈判延续数个月的主要原因是，尽管有广国投破产，债权人仍然希望广东省政府偿还粤海的全部债务。谈判僵局一直持续到1999年7月底，东亚银行董事长李国宝顽强坚持债权人给粤海的贷款得到广东省政府担保，在媒体公开宣称，不惜与粤海“同归于尽”。李国宝同时担任粤海旗下红筹——广南控股的独立董事。当然，“同归于尽”只是一种情绪化的表态，不可能得到国际债权人的广泛支持。即便有人愿意看到东亚银行与粤海同归于尽，也很少有人准备看到整个香港金融界与市值占股市三分之一、现已下跌90%的红筹企业同归于尽。广东省政府用停止偿付贷款利息的实际行动表达不妥协的决心。王岐山在第二次 “没有掌声”的国际债权人会议上，礼貌、诚恳而又语带机锋地说：“我相信广东省政府和国际债权人都不愿意看到粤海步广国投的后尘。”根据毕马威的评估，如果粤海破产，债权人的损失会达到74%。国际债权人最终只能妥协，与广东省政府分担损失。倘若不然，逼迫粤海进入破产程序，损失只会更加严重。

　　粤海重组终于得以顺利进行，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官方确实分担了“痛苦”。在中方，广东省政府为重组注资高达20.1亿美元，几乎等于债权人总额21.2亿美元的削债。广东省注入的是全省最优质的资产——东深供水项目。香港75%的生产生活用水依赖这个项目。根据广东省与香港当局的长期供水协议，该项目每年坐收20多亿港币现金。这笔资产注入粤海，相当于现金抵押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