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7-25 08:21:12
　　今天，中国***考察干部的标准有五条：德、能、勤、绩、廉。我们不妨用此标准来考察俞大猷：
　　第一条：德
　　大猷之德，我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总结：
　　①、忠。
　　大猷之忠，非仅忠君。他更加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古来豪杰之士，志在国家生民……诚思之，大贤君子其禀独厚，其自待独重……抑之而愈神，拂乱之而愈坚，忍百一千一万一，欲求行吾道，以振涂炭之民。”（《正气堂集﹒卷6﹒与陈梅山书》）“职但知以死许国，许知己。死于风波亦可，死于盗贼亦可，死于文法亦可，殆不知天地之为大，古今之为变，彼利害、荣辱、是非、得丧，何足介于其怀哉！”（《正气堂集﹒卷8﹒与董北山书》）观大猷一生，对于入侵者，是全歼尽灭，务“令其片甲不返”，不稍假惜。对于叛乱的少数民族、农民、矿徒，则殊费区别，剿抚并用，安抚优先。这不是愚忠者能够办得到的。在《正气堂集》中，大猷多次提到，剿乃是不得已。“地方恶其不宁也，不必逞刃杀人以为能，”尤为名言。以嘉靖二十七年为例，大猷招谕新兴、恩平黎族，多次单骑出入黎寨，也派出工作组，对黎民进行宣传、教化。使良民不为匪、不惧匪，同时也使匪转化为民。更加可贵的是，大猷为长治久安之计，建市镇、立学校、择良吏……客观地讲，解放战争期间，人民解放军对老百姓也不过如此。我在前文提到，淮海战役时，刘伯承元帅说：“在取得胜利的前提下，要尽量减少敌我双方的伤亡”，因为敌兵也是农民子弟！这是很高的境界。而俞大猷显然也达到了这个高度，而且贯彻始终。嘉靖四十年，大猷计擒张琏，“释俘2万，不戮一人”，（《明史﹒俞大猷传》）在以首级论军功的年代，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即是一代大儒王阳明，也没有做到。嘉靖四十五年平定河源、翁源共三郡六县的叛乱；隆庆五年平定广西古田僮族叛乱，“首恶必办，胁从不问”，以招谕为主，而且也同样考虑了长治久安的配套措施。

　　对于老百姓，大猷更是爱护有加。嘉靖十五年，“有司发兵捕官澳盜，颇扰民。公率兵欲往止之，率与遇，而两发刃以斗。公亟令我兵坐，彼兵乃不斗。竟治其兵长，无敢扰民者。”（《征蛮将军都督虚江俞公功行纪》）
　　“禁戒肃而约束明，卒伍无敢喧于闾。吾安吾棲而治，吾耨作息循旦暮之侯，而不知兵之在吾境。”（ 明﹒王慎中《肤功遗爱碣记》）要知道，这可是刚刚集结的队伍！“君所提数百之兵，率召募新集，形貌不相识，宁独训练不夙约束不预而已，其干服属之分，犹未明也。”（王慎中《海上平寇记》碑文）王慎中总结道：“君又穷，空家无余财，所为市牛酒买梁粟，以恣士之所嗜，不能具也。徒以一身帅先士卒，共食糗糒，触犯炎风，冲冒巨浪，日或不再食，以与贼格而竟以取胜。君诚何术而得人之易、致效之速如此，予知之矣。用未早教之兵，而能尽其力者，以义气作之而已；用未厚养之兵，而能鼓其勇者，以诚心结之而已。”（王慎中《海上平寇记》碑文）大猷一生所带之兵，什么样的都有：卫所兵、狼兵、土兵、土匪、矿徒、农民、溃军、游兵，有原成建制的，有一时哨集的，但是，只要到了大猷手下，立刻就能够成为节制之师，胜利之师。不仅数百人的队伍如此，数千人、数万人的队伍也是如此。这不仅是大猷之德，也是大猷之能。不要说和大猷同时代的将领，即使古今中外名将，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我还没有见到过。

　　大猷一生只有一次，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收取老百姓的庄稼。是嘉靖四十二年平海卫之战，后虽有补偿，但大猷仍然内疚不已：“公初入莆，驻兵平海，迫贼而营，与贼相持，山无竹木，而兴泉二郡供给不至，仰粮於海，而运亦绝。”当时战况胶着，敌众我寡（20000：:6700），防敌逃遁的担子很重，而军中已经两日未食。大猷于是下令拆除已经烧毁的房屋建营，采麦而食。老百姓有怨言，“公第仰叹曰：‘自吾为将三十年，未尝扰人一草一木，岂今日种孽父母之邦哉？’”（焦 竑《国朝献徵录﹒卷107》赵恒志《后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赠左都督俞公大猷行狀》）

　　大猷多次主动讨伐倭寇，更能够说明他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品德。此事须结合大猷一生的言行来考察：绝不是邀功求名之辈。“所谓开寨置帅以弹制非常者，费钜而员多。然提兵逐贼，成数十年未有之捷，乃独在君。而君又非有责于海者也，亦可谓难矣。”（王慎中《海上平寇记》碑文）类似的事迹非止一起。嘉靖十八年，朝廷议征安南， 大猷上书毛伯温：“今之欲议处乎莫贼有二：伐谋攻心为上，而伐兵攻城乃其次焉。”

　　“使一介之士，持咫尺之书，令敌人全师受降纳土，此上策也。”陈列兵威，遣使往说。使者成功则可免生灵涂炭，不成，可侦知虚实。但使者的选择很重要，须“学裕、才充、识宏，直以国家生灵为念，而生死荣辱于浮云太虚者”方可。大猷自请与好友邓城一道担任使者。（《正气堂集﹒卷1﹒上两广军门东塘毛公平安南书》）后来的事件发展与大猷的预计相同：毛伯温进军南宁，莫登庸降。世宗大喜，乃削安南国，改安南都统司。俞大猷不仅表现出他的远见卓识，更表现出勇于任事的节操。

　　“苟利家国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清﹒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大猷的一生，就是最好的诠释。嘉靖二十八年讨安南，抗命欧阳必进；嘉靖三十三年柘林平倭，抗命张经；嘉靖四十年平张琏，抗命胡宗宪，大猷承担巨大的责任与压力，终成大功，因为他只以国家利益为利益，而不计较个人的安危。随便翻一翻《正气堂集》：平张琏之役、平海卫之役……哪一战大猷不是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设计战术时都竭力考虑怎样防止荼毒百姓、流害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