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5-15 08:52:06
　　海运的那些事儿
　　海运粮食的办法，并不是清王朝首创，早在明朝成祖朱棣年间，为了对抗北面蒙古大军，朱棣就下令从海上运粮。
　　借助当时的船只（注意这里），这些粮食从江苏、浙江等地下海，驶过北洋，最后由山东、天津、直隶（河北）等地上岸，最后抵达京城。
　　话虽如此，但是以前不比现在，船只经渤海运输，绕远路不说，而且海面风浪太过猛烈，导致安全系数骤减。在明清两朝，如果运输十万石粮食，能够安全地运到一半，皇帝就已经阿弥陀佛、谢天谢地了。

　　但是河运是真的不能用了，已经彻底歇菜了，所以道光皇帝只能选择海运了。
　　况且，海运这个办法，他也不是第一次用。
　　道光二十六年（公元 1846年），为了开展海运，道光皇帝下旨，调陶澍为江苏巡抚，升琦善为两江总督。面对这场人事变动，稍有头脑的人就会明白，道光皇帝这是要大干一场了。更何况，之前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他已经上疏了著名的《通筹漕河全局折》，强烈提倡海运，以代替这个无可救药的漕运。
　　在这个背景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海运运粮行动，正式登上了这个历史的舞台。而那个刚刚投供成功的王有龄，不但成为了一名“海运局衙门坐办”，还成为这一历史时刻的见证者。

　　事实证明，虽然有幸成为历史的中心人物，并且获得了这么一个“肥缺”，但是此时此刻的王有龄，真的是一点儿也不想干。
　　所谓的“海运局衙门”，是专门为海运创建的衙门，主要领导为“总办”，
　　相当于现在的局长；而王有龄的职务是“坐办”，虽然算不上是局长，也就是一个“正八品”的小官，但是这个“坐办”，却是一个掌管“实际工作”的人。因为可以落实到基础，所以这个“坐办”的职务，他拥有无限的权力，是一个众星捧月、人人追逐的目标。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坐办”这个职务，拥有三个超高的权力。首先，既然是国家找你运输，势必要给你一笔运输费，且数目不小。而对于那些商家来说，由于装载的都是茶叶、布匹之类的商品，它们的重量本来就不足，所以为了对抗汹涌无比的大海，他们需要用石头来压仓，用来保持船只的稳定性。现在好了，正好用粮食来压仓，既不影响自己茶叶、布匹的贩运，且省了搬运石头的麻烦，还能挣一笔不菲的路费。因此单凭这一点，王有龄都是这些商人争相争夺的目标。

　　其次，既然是运粮，那么肯定也要收粮，而且也是用国家的钱去买粮，还不是想吃多少回扣就吃多少的回扣？所以单从买粮这笔钱中，王有龄就能大捞特捞一笔。
　　对比前两项，这最后一项，才是王有龄真正捞钱的“资本”。与盐大使一样，“海运局衙门坐办”是管理营业执照的地方，而要想扩大自己的业务，或者是来分一杯羹，除了巴结奉承王有龄以外，好像没有第二种办法。
　　综上所述，“海运局衙门坐办”这个职位，绝对是一个富得流油的职位。既然这是一个肥缺，那么他的职务重不重要呢？四个字形容：可大可小。如果粮食按时送到，那么这个职务就无关紧要，该贪污贪污，该挣钱挣钱；但是如果粮食送不到，那就要承担天大的责任了。您想呀，皇帝要是没有粮食吃，还不扒了你的皮！所以，海运局这项工作，说好办就好办，说难办也难办。如今的王有龄，他就碰见了“难办”的时候。首先，在前一年，由于浙江闹旱灾，很多田地都颗粒无收，钱和粮食都很难征收上来， 如今漕米欠账太多，已经高达三十多万石。其次，虽然是海路运粮，但是这些粮食的入海口在上海，所以只能请“一些人”帮忙，从河道运送到上海。但是，因为朝廷改了海道，彻底破坏了“这些人”的饭碗，所以粮食运不出去，这些人高兴还来不及呢，哪里还肯再出力？

　　日期：2014-05-16 08:46:07
　　这些不肯出力帮忙的人，我们称为“漕帮”。殊不知，这也是王有龄，乃至大清政府都不敢招惹的一帮人。
　　让我们把时间推回到二十年前，即道光六年（公元 1826年），在这一年中，为了替换这个无药可救的漕运，道光皇帝突然下旨：
　　目前借黄济运，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必将留下后患。从前有海运之说，意见纷纭，并无定见。朕想江苏、浙江等地濒临大海，商船装载货物，驶至北洋，在山东、直隶、奉天各口岸卸运售卖，一年中往来数次，似海运尚非必不可行。朕意欲将各地应纳漕米改雇大号沙船，让水手小心驾驶，定能履险如夷。其他如风涛之警，盗贼之事，也不必担心。只是事属创举，办理不易。但不可畏难，束手坐视，漠不关心。有关单位应该广咨博采，通盘经画，不存成见，将海运相关事宜一一熟筹，据实具奏，候朕裁酌施行。

　　这篇上谕，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海运运粮的先河。
　　在这次海运的过程中，仅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有一百三十万石的粮食运到了天津，整个过程更是颗粒无损，不溺一人，安全系数之高，更是创了大清未有之格局，甚至在漕运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更让道光皇帝高兴的是，海运的运输速度快、周期短、漕米损失低，这些优点都让漕运望尘莫及；更有甚者，因为没有层层设立关卡，所以官吏们也没有了从中盘剥、中饱私囊的机会；而且，所用船只由商人自己负责，这也节省了漕船建造、维修、管理的费用，更是大大节省了运粮的成本。
　　据后世的经济学家分析，海运的成本，仅仅是河运的四分之一。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利国利民的政策，却在第二年，被道光皇帝自己叫停了。
　　原来，自从经历了这次海运以后，那些既得利益者们，他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生财之道。虽然这些理由难登大雅之堂，但是这些孙子用移花接木、偷换概念的伎俩，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向道光皇帝阐述了三个反对的理由：
　　第一，海洋中礁石密布，艰险难行，天庾正供，不可尝试于不测之地。

　　第二，旗丁不谙海道，船户又皆散漫无稽，设有延误，关系匪细。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海里石头太多，风浪又太大，所以不好走，风险系数太大，肯定有什么不测；而且漕丁不认识海路，让民船来运，他们又散漫惯了，很难稽查（检查走私），要是万一延误了运粮时间，这个责任谁也负不起。
　　事实上，虽然这两个理由有牵强附会、生拉硬扯之嫌，但是这些言语，还是句句说到了道光皇帝的心坎里。要知道，对于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而言，把如此重要的事情，交给这些商人们去处理，换了谁在金銮宝殿上坐着，也会吓出一身冷汗呀，何况这还是关系国家命运的“运粮”。
　　而对于一个大陆民族来说，要让他们信赖浩瀚无边、深不见底的海洋，更需要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岂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改变了的。在这次漕运过程中，道光皇帝的心就一直在嗓子眼儿里，他真是捏了一手冷汗呀。按照道光皇帝自己的定义，这要是哪位神灵不高兴了，直接把这些粮食付之汪洋、打了水漂，自己就算全完了。
　　所以，在海运运粮顺利完成后，道光皇帝为了表示对神明的谢意，他亲笔写下了“安澜利运”、“宣仁利涉”、“湉波济运”三块大匾，并且悬挂在天后庙、风神庙和海神庙中。
　　可见，在当时的中国，那高深莫测、深不见底的海洋，给了这些中国人多大的震撼呀！但是，仅凭自然的力量，绝不可能让海运无疾而终，真正的力量还在于人，在于那些漕运的既得利益者们。
　　第三，海运既多窒碍，惟有谨守前人成法，将河道尽心修治，万一嬴绌不齐，惟有起剥盘坝，或酌量截留，为暂时权宜之计，断不可轻议更张，所谓利不百不变法也。
　　虽然写了很多理由，但是说白了就是：
　　如果用海运取代漕运，那么之前以漕运为生的几十万人，他们的生计就会出现问题，一旦砸了他们的饭碗，让他们全都下了岗，后果可想而知。
　　事实也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