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10-8 12:24:00
　　前言　
　　几年前，名导冯小刚的古装大作《夜宴》上映，我弟弟看过之后，问了我一个问题：“五代时有无鸾这个人吗？”因为是在电话里聊，我误以为他说的是“吴峦”，便回答说：“有，不是太重要，但算得上一个真正的英雄！”后来，自己也看了一遍电影，我才知道，我是大错特错了：
　　那是无鸾，是大帅哥吴彦祖演绎的悲情王子，他的原籍是丹麦，原名叫哈姆雷特；
　　不是五代时那条正直刚烈的山东汉子；不是那个不顾被朝廷抛弃，仍率众英勇抗击外敌入侵，并屡败契丹人的云州知州；不是那位威武不能屈，在被叛徒出卖后，以身殉国的伟丈夫……

　　声称以“五代十国”作为历史背景的影片并不是只有一部《夜宴》，起码我知道的，还有老谋子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和余明生的《独孤九剑》。这些大片的剧情尽管各不相同，但有一点还是共通的：它们没有一个人物、一个事件，甚至一个国家能在五代时期找到历史原型。都是在“五代”这个羊头招牌之下，堂而皇之地贩卖着没有丝毫羊分子存在的狗肉。

　　虽然我认为戏说剧能娱乐大众，完全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诸位大导在“戏”乾隆的时候，至少不会把弘历是清朝皇帝这件事弄错；“戏”三国的时候，至少关羽、赵云、诸葛亮之类的真实人名还会出现一下，就算要捏造一个假人，比如《见龙卸甲》的曹婴，也还会给她安排个曹操当爷爷；像“五代”这样，既没有一个史实人物出现，也没有丝毫当时的社会特色（例如在《夜宴》中，葛优仅凭一纸口令，就让几个行刺吴彦祖失败的武士自杀那一幕，在五代几乎不可能发生），被影视“戏”得完全找不到北的时代，还是不多见的。

　　五代是一个灾难深重的不幸时代，也是一个极为独特的时代，它也有乱世的精彩，但又绝对不是之前三国或十六国的翻版，它在太多的方面，与我们平常印象中的中国古代格格不入：
　　这是一个将鲁迅先生的“吃人”这个词由文学比喻转变为大规模实践的时代（五代时期有史可查的食人纪录，比今天在网上常被人宣扬的“五胡乱华”时期要多得多）、这是一个将“下勀上”变成了惯例的时代（日本战国的“下勀上”与五代比起来完全是小儿科）、这是一个全社会都弥漫着的重武轻文与好勇斗狠风气的时代、这是一个实用主义盛行忠义观念遭唾弃的时代、这是一个强大的地方自治与虚弱的中央权威并存的时代、这是一个将丛林法则发展到极致的时代……

　　大概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乱世！
　　它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型期，对随后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能了解五代横暴的人，也就很难理解之后赵宋的文弱，以及再往后直至明清，以文制武为何成为历朝不变的国策……
　　这些，大概就是我在踌躇良久之后，不自量力地想给朋友们展示一下五代时代的原因吧。
　　就像讲三国故事的人，从来不把曹丕代汉当作故事的开端，同样，五代乱世大幕的拉开时间，也远早于朱温代唐。原先，我觉得最合适当作五代开端的标志性事件，是中和四年（公元884年）的上源驿之变，后来考虑，要交待清楚乱世出现的背景，前面几年是不能省的，故而将本文叙事的开始时间，又上推九年。预计本文叙述的时间段，将从公元875年到公元979年，上下超过一百年。这样的工作量，两年前在下完全不敢想像，但愿不会半途而废吧。

　　虽然知道吴峦的人，可能永远也不会有知道无鸾的多，但在下还是不揣浅薄，希望能用一篇简陋拙文，让更多不熟悉那个时代的朋友，能够了解一个比那些影视作品更接近真实的五代，于愿足矣。
　　是为前言。
　　日期：2011-10-08　12:38:43
　　第一章 乱世的序曲：公元875年
　　“感动中国”

　　那是一个凉爽的秋天，有一大群体长只有几厘米的小生灵，扇动着它们灰绿色半透明的翅膀，正在华夏大地上做着逍遥自在的自助游。因为它们的数量比较庞大，远远超过了每年春运的人流，沿途自然会给当地带来一些麻烦，所以一路上，它们遮天蔽日，像移动的乌云，将几乎所有的绿色都吞进自己的腹中，身后只留下光秃秃的黄土地，和农夫们绝望失神的目光。是的，你猜对了，它们的名字叫蝗虫。

　　它们的旅游路线，大致是从今天的湖北省出发，北上扫荡了河南省的庄稼，又向西进入了今天的陕西省，前方目标，就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大唐帝国的帝都--长安。突然，蝗虫们停下了前进的脚步，因为它们惊奇的发现：这里的天子无比圣明，这里大臣都是贤良方正，这里的官吏全部恪尽职守，这里百姓人人安居乐业！也许传说中的上古尧舜盛世也不过就是这样吧？

　　蝗虫们被眼前这一派安定团结的和谐景象所深深打动，从而在心灵深处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为自己曾给湖北、河南的人民带来的损失感到了真诚的忏悔！
　　显而易见，这不但是一群熟读儒家经典，通晓天人感应理论的知识型蝗虫，而且还是一群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实干型蝗虫。亡羊补牢犹未晚，浪子回头金不换，一旦意识到这一点，这群拥有崇高精神修养的蝗虫们便做出舍已为人的伟大选择：它们拒腐蚀，永不沾，再不看一眼田野里那些即将收割的可口庄稼，用超乎常虫的顽强毅力，压制住了自己填肚子的生理本能，绝不再吃一口粮食，只只都像高举丨炸丨药包的董存瑞一样坚定，紧紧抱着荆棘枯木，义无返顾地绝食而亡！

　　这是一群多么伟大的千古义虫啊！于是，这亘古未闻的义举很快便四处传扬，百姓们感动了，大臣们感动了，连大明宫中至圣至明的天子，也被感动了……
　　这是发生在一千多年前的一段真实的谎言。
　　说它真实，是因为它确实以公文的形式，出现在了当时长安市长（京兆尹）杨知至的官方报告中，并且通过了大唐中央政府最权威的鉴定，证明此事真实可靠！帝国的精英们，包括政事堂各位宰相在内，都被蝗虫的高尚行为所震撼，为此特向皇帝表达了最诚挚地祝贺。大家都在感慨：陛下的圣德果然是地厚天高，连虫子都被感化了……

　　而说它是谎言的原因，我想，就不用解释了吧？
　　在长安近郊，天子脚下，官员都可以如此明目张胆地糊弄中央，并且轻轻松松取得成功，那么其它地方还用得着说吗？
　　此时是大唐僖宗皇帝乾符二年，公元875年。
　　今天的读者，尽可以把它看作一个笑话，但对于当年京畿的百姓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在大灾之年将得不到任何赈济，连上缴的两税也不会有任何减免。贫穷的人家，即将卖儿卖女，家破人亡……
　　一年前，暂时还有良心的翰林学士卢携，就在他的一篇著名奏章中，为唐末这些小民的生存状况作了一番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
　　“臣曾亲眼看到关东（指潼关以东）去年的旱灾，西至虢州，东至于海，春麦的收成只有正常年景的一半，秋粮寥寥无几，冬季菜蔬几乎绝收。贫穷的百姓只能将蓬草的种子磨成细粉，掺和着冬季前采摘积存下来的槐树叶子下肚，还有人比这更为贫苦，惨状更难细述。年复一年的欠收，让还有点气力的百姓向灾情轻一些的其他州县逃荒，留下的全是最弱最贫的饥民，他们没有地方可以投靠，只能坐困荒村之中，慢慢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