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8-19 13:29:00
　　狎昵娈童，还公开地见于一些人的言论著述。例如刘遵的《繁华应令》：“可怜周小童，微笑摘兰丛。鲜肤胜粉白，腭脸若桃红。……腕动飘香拂，衣轻任好风。……剪袖恩虽重，残桃看未终。……”梁简文帝的《娈童诗》云：“……妙年同小史，姝貌比朝霞。”“揽裤轻红出，回头双鬓斜。……”其他如晋张翰的《周小史诗》，梁刘永咏《繁华》，刘孝绰咏《小儿采菱》，无名氏的《少年》，昭明《伍嵩》等， 对于男风描声绘色，极力摹写，淋漓尽致。沈约有一起《忏悔文》说：“汉水上宫，诚云无几，分桃断袖，亦足称多”，说明了当时男风之盛。又《北史?北齐?废帝殷本纪》记载：“天保九年，太子监国，集诸儒讲《孝经》。令杨诸传旨，谓国子助教许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资？’对曰：‘散愁自少以来，不登娈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简册，不知老之将至’”。许散愁这一番话，颇有自诩清高之意，这也说明当时“登娈童之床”之风很盛，所以“不登娈童之床”的许散愁反而显得鹤立鸡群。历史上对这一时期的男风还有大量记载，如魏始兴王濬的杨承先、魏齐王芳的郭怀、袁信，秦苻坚的慕容冲，石宣的甲扁，陈宣帝的陈子高，隋炀帝的王蒙等等，很难胜数。

　　这一时期由于男风作祟，社会生活中发生了一些怪现象，如夫妻同爱妾童就是一个例子。《晋书?海西公纪》记载：“帝在藩，夙有痿疾。嬖人相龙、计好、朱灵宝等参侍内寝。而二美田氏、孟氏生三男，长欲封树，时人惑之。”《晋书?五行志》云：“海西公不男，使右有相龙与内侍接，生子以为己子。”这情况似乎和春秋时的卫灵公和宋公子朝相似，海西公有一些嬖人参侍内寝，他自己有阳痿症而不能生育，可是妻妾竟生三男，海西公还视为己出，这实在是太乌七八糟了。

　　由于男风之盛，也引起了一些矛盾和冲突。例如，由于失恋（同性恋）就侮辱对方，或动杀机。如《南史?长沙宣武王传》记载：“王韶昔为幼童，庾信弃之，有断袖之欢，衣食所资，皆信所给。遇客，韶亦为信侍酒。后韶为郢州刺史，信过之， 韶接待甚薄， 信不能堪，因酒酣，乃径上韶床，又践蹋肴馔，直视韶面曰：‘官今日形容大异畴昔。’宾客满座，韶甚惭耻。”这是庚信乘酒兴揭王韶的老底，当众侮辱，王韶是很难忍受的。还有，《南史本传》记载：“王僧达族子确，少美姿容，僧达与之私款甚昵。确叔父永嘉太守休属确之郡，僧达欲逼留之，确避不往。僧达潜于所往后作大坑，欲诱确来别埋杀之。从弟僧虔知其谋，禁诃乃止。”为了对方不再和自己搞同性恋了，竟掘大坑要埋杀对方，这真是狠毒之至。从古代至今有不少因失恋而杀人事，看来在同性恋这方面也是一样。这也说明了，同性恋“除了对象的转变为同性而外，其余一切用情的方法、过程、满足等等，可以说完全和异性恋没有二致。”

　　世上发生过不少男子因有新欢而与妻断绝或累杀妻的现象，这是指异性恋，而同性恋也会造成这种恶果。《宋书?五行志》上记载：“自咸宁太康以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咸相仿效，或有至夫妇离绝，怨旷妒忌者。”说明这种现象并非个别。《魏书?汝南王悦传》云：“悦妃阎氏生一子，不见礼答。有崔延夏者以左道与悦游，令服仙药松术之属。又好男色，绝房中，轻忿妃妾，至加挞楚。”《晋书?石季龙传》记：石季龙“聘将军郭荣妹为妻。季龙宠优童郑樱桃而杀郭氏。及娶清河崔氏女，樱桃又谮而杀之。”在古代的封建社会中，像石季龙这样的人有权有势，对家人和劳苦大众握生杀予夺之权，为了好男色而杀两个妻子，司法律的也不敢加以制裁。至于汝南王悦为了好男色而任意挞楚虐待妃妾，就更不算一回事了。

　　男风和男妓
　　在唐代比较开放的社会风气下，性风气很开放，妓业发达，而且市场上出现了男妓，与前朝相比，这似乎是一个发展。
　　唐代陶 所著的《清异录》中说：“京师男子，举体自货，迎送恬然。”这就是说在当时的首都长安，男子可以用自己的身体来迎送买卖，从事妓业，而且丝毫不为介怀。这种男妓之风，连在京师也那么开放，其它管治没有京师严肃的地区，男风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个时期， “香火兄弟” 、“旱路英雄”等成了同性恋的代名词，具有和“龙阳之好”、“分桃”、“断袖”同样的含义。《教坊记》“香火兄弟”条云：“坊中诸人，以气类相似，约为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辈。有儿郎娉之者，辄被以妇人称呼，即所娉者兄，见呼为‘新妇’；弟，见呼为‘嫂’也。……儿郎既嫂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爱，云学突厥法。又云，我兄弟相怜爱，欲得尝其妇也。”

　　后人作唐代演义小说，男风之事常穿插其中。例如《薛刚闹花灯》中描写长安一浪子薛敖曹“自幼父母俱亡，家私消耗，不务生理，唯有终日赌博，与一班光棍往来，因他有几分姿色，屡屡被人鸡奸。他吃惯了双皮，荡惯了街子，也不分皂白，凡僧道盗贼，概皆相好……”又说到“武三思见他生得白净，一时心动，是夜就叫他同睡??”武三思就是武则天哥哥武元庆的儿子，薛敖曹以后也成为武则天的面首。这些人生活都很放荡，男人和男人之间，或是嫖人，或是被嫖，集流氓、无赖、浪子、男妓、嫖客于一身，这就是那时社会风气的一个侧面。

　　唐朝是中外文化大交流的时期，以上这种社会风气，和西域地区的影响可能有很大关系。清代阮葵生所著的《茶余客话》曾介绍这方面的情况说：“敖罕，西域大国，在退木尔沙之西，温都斯坦之东南，方数千里，人晻富，天热多雨，花果茂盛，产五金宝玉金钢石，出猩猩，通人言，以象耕，少牛，见则以为异物，解蚕织。俗淫，男女无别，尤嬖男色，不许他合。”当时这一地区的其它国家也有类似情况。在这些地区，以男性为中心，男悦男的行为那时是公开与允许的，因为那个地区的人认为男子比女子高贵，女子只不过是生育的工具而已，这似乎和古希腊、古罗马的男风相似了。

　　四、男妓继续发展
　　在理学盛行的宋代，性禁锢、性压制和道学家的虚伪，都未能从根本上抑制住人们的性需求和性活动，也未能从根本上压抑男风。查考史书，宋代的男风之事仍旧不少。《宋书?五行志》载：“自咸宁太康以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咸相仿效，或是至夫妇离绝，怨旷妒忌者。”这说明当时的男同性恋关系， 天下仿效， 连夫妻关系也受到影响，也不能算少了。据清代学者赵翼的《陔余丛考》的记载，宋代浙江人不喜说“鸭”字，这是一种禁忌，因为“鸭”字在那时是暗指同性恋和同性性行为的。

　　宋代的男风在很多方面以男妓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方面有不少记载。
　　陶穀在《清异录》中描述了北宋京师汴京男风充斥的情形：“四方指南海为烟月作坊，以言风俗尚淫，今京所鬻色户，将乃万计。至于男子举体自贷，进退怡然，遂成蜂窠，又不只风月作坊也。”
　　清代赵翼在《陔余丛考》中也提到，当时京师有一班以卖淫为生的男妓，由于男妓太多，以致宋徽宗政和年间对他们施以杖罚企图停止其活动。除了汴京外，其它城市也存在男妓，直到皇室南迁以后仍有男妓。
　　宋代朱暘的《萍州可谈》云：“书传载弥子瑕以色媚世，至今京师与都邑无赖男子，用以图衣食，盖未尝正名禁止。政和间始立法，告捕男子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癸辛杂识》也有类似的记载。
　　宋皇室南迁之后，金兵“士马疲敞，粮储未丰”，也不再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