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休息了一会，开始下山。我们没什么负担，步子迈的大而快。宽子和宋松要照顾许彤，所以走的就慢。很快就被我们落下了一大截。
　　快到山脚的时候，只听见一声日语的叫喊。等我们反应过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被包围了。由于累了大半夜，我们丧失了警惕性。原来鬼子早就发现了我们，他们是故意在山脚下等着我们。

　　我们举起枪，对着他们，他们也对着我们。我们就这么对峙着。然后，那个军曹走了出来。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的看他，鼻子有点红。你别说，越看越像，难道他是九指一只耳的孪生兄弟？
　　那个鬼子军官示意，让我们把枪放下。我才没那么傻，才不放呢。你们日本人杀人不眨眼，信你们的话，要么傻要么蠢。我要是放下的话，就死定了。
　　我的心也在怦怦的跳，不知一会会发生什么。但不能一直这么僵持着呀，我拿着枪的手都开始隐隐发酸了，可还不能放下。正在我这脑袋在飞快的转着的时候，一声枪响，枪打在那个军曹的脑袋上。他帽子飞了，人也顺势倒地。随后，枪声再次响起，身边有两个鬼子倒在了地上。我们赶紧找掩体，我转头一看，刚才那个军曹已经爬起来躲在了林子里，原来刚才那枪只是击中了他的帽子。这家伙也是命大，居然奇迹般的躲过了这一枪。

　　随后，几枚手榴弹扔了过来，轰轰的巨响在树林里长久的徘徊。鬼子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打了几枪就撤退了。原来是宽子他们三个，我说怎么枪打的这么准呢？许彤精神抖擞的站着，就跟。没事人一样，也不病了，端着枪虎视眈眈的。原来他一听说打鬼子，立刻就精神了，病也好了大半。
　　我们缴获了倒在地上的鬼子尸体上的枪支弹药，顾不上休息，星夜兼程回到了司令部，把我们的所见所闻告诉了李司令。李司令急忙电告国民政府鬼子的阴谋诡计，希望我们华夏的其他龙脉没有事情吧。
　　李司令手下的张锡三在安达失去了联络。李司令要派一个人去联络一下张锡三。而许绪正好就是安达人，他也正好能借这个机会回老家看看，所以他乐不可支的接受了任务，很快就出门去了。
　　我们等了半月也没有他的消息，有些着急。终于，他回来了。受了伤，骑了一批老马，一进司令部的大院就晕倒在地。我们给他请了大夫，为他包扎，取出了子丨弹丨。他整整昏迷了一天，才醒过来。我们的心才放了下来。

　　原来许绪刚刚联络到张锡三部，日军和伪满亲日派伪军黑龙江省陆军骑兵第三旅旅长周作霖部和日军就从青冈县前来袭击安达县城，张锡三猝不及防，团部所在的驻地梁家大院被日军包围，傍晚双方激烈交火，日伪军枪炮齐发，义勇军英勇抗击，激战四个多小时，张锡三部弹尽援绝，不得不停止射击。周作霖遂以收编为名，将被围困的义军战士骗到邻居隆盛兴院内缴械。然后，周作霖与日本参军密议将张锡三等首要人物秘密解往省城齐齐哈尔审讯，张锡三英勇不屈，在省城就义。余下的一百零八人被日军押解到东门外，用机枪一阵狂扫。除一人侥幸活命外，其余一百零七人壮烈牺牲。唯一活的那个人就是许绪，他当时胸部中了弹，昏死过去。他在死人堆里躺了整整两天，直到周作霖部离开，安达的老百姓来给义勇军战士收尸，才发现他没死，给救治了过来。后来，县城的父老们在义勇军的殉难地挖了六个大坑，将一百零七名义勇军官兵葬于坑内，怕被日伪军知道报复，不敢刻上字，只好时称“六荒冢”。不知坑里埋了谁的丈夫，谁的的儿子，谁的的父亲。许绪在家里躺了五天，心系这边，伤还没有好就急着过来报信。

　　李司令痛不欲生，当下便做了决定，兵分两路。他和大部队去打安达县城，为张锡三和众兄弟报仇。而我和我的小队则留下来照顾一些伤兵。
　　许绪受了伤，而许彤的病也没有好利索。再加上还有一些之前小型战役中受伤的兄弟，一共三十多人。像许绪这样还需要人抬着的大概四五个。总结起来就是：我们都是老弱病残，不敢走大路，也不敢进县城，只好走小路。在林子里游荡，在小村落里找一些补给和药品。但是我们买的药都是伤员用的，肯定比较显眼，所以我们的办法是，去过的地方绝不再去第二次。所以我们每次都换不同的人，去不同的地方去抓药。偏偏徐旭的伤口感染，高烧不退，还染上了痢疾。没几天，包括老油子在内一半的人都被传染了。我们药品不全，没有办法，只好轮流便衣，乔装打扮，偷偷的上附近的小镇子上去购买。

　　这一次，就是我和宽子，偷偷的乔装打扮了一番，便下了山。宽子负责盯梢，我则戴着一个很大的帽子进了药铺。往药柜前面一站，头也不抬，直接喊了一嗓子：“掌柜的，有没有柴胡？”
　　掌柜的喜笑颜开了过来：“客人，有有有。您要多少？”

　　我用余光扫了一下掌柜，感觉他好像眯着眼想看清我的长相。我连忙把头又往下低了低，小声说：“你这里有多少？”
　　掌柜的迟疑了一下，说：“我们现货不多，如果您能等的话，我可以上库房给您取一些。”
　　我故意不耐烦的问：“要等多久？”
　　掌柜的点头哈腰的说：“您别急，我们现在就去给您拿，用不上半个时辰就回来。”
　　我坐在柜台旁，掌柜的趴到小伙计的耳边耳语了几句，小伙计就跑了出去。
　　掌柜的给我端上了一杯茶，故意地道我的面前，我头也不抬，也不接，很粗鲁的告诉他：“我不喝。”

　　掌柜的问：“这位客人，您从哪里来？”
　　我说：“我是从山西过来做生意的，结果路上几个兄弟得了痢疾，所以要抓一些柴胡。”
　　老板，掌柜又问。大概有几个伙计呀？
　　我含糊其辞的说：“大概……六七个吧。”
　　掌柜又说：“那我这可是拿多了，我让伙计拿的估计十多个人都够了。客人，您都要吗？还是给您六七人份的。”
　　“不用麻烦了，我都要了。”说完我感觉有些后悔。
　　“那客人您住在客栈里吗？那个客栈？”掌柜的好像打破砂锅问到底。
　　“你们到底是卖药的还是查人家祖宗三代啊，问那么多干什么？”我额头已经开始出汗了。

　　掌柜的陪着笑：“不是，您买的多，按例我可以叫伙计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是外乡来客，也可以给您送到客栈。”
　　我有些不耐烦：“药还没有取回来呀？我都等了这么久了。”
　　他点头如同捣蒜：“是是是，您别急，再坐一会，很快就来了。”说罢走了回去，我感觉虽然他远远的站着，但是眼睛却一直注视着我，这让我很不舒服。心里也有点七上八下。
　　我百无聊赖，为了掩饰自己的紧张，开始看他柜台上的药材。突然，我看到了一张照片，是掌柜的和一个日本军官握手的照片。照片里。掌柜的笑的那么灿烂，那个日本人则是趾高气昂，我又仔细的看了一下那个日本军曹，不是冤家不聚首，正是在长白山上我们看到的那个红鼻子军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