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成熟、圆融甚至世故，和他22岁的年纪有些不符，他的过分热情和客套，让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那是我第一次跟刘彦明见面，也是时隔四个月后，兄弟们第一次聚首。
　　此后二十年，我们在江陵县、在江东市的道上搅弄风云，掀起滔天风浪，时过境迁后，我们各自有了自己的爱情和事业，十几年黑道的刀光血雨，我们或许对情义有了不同的理解，但我想，我们都会记得，记得1994年9月6日，我们在饭店畅快淋漓的喝酒吹牛的日子，记得那个叫惠民的小饭店...
　　那一天，我们从中午喝酒喝到半夜，我们聊最近很火的录像片，聊过去在各种小巷子里逮着贺雄打和被打的事儿，也聊女人。
　　刘八斤显摆的跟我们说，他把刘玉芝甩了，刘玉芝跪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抱着他的腿求他别走，然后说着说着就红了眼眶。
　　我小声问宋哲到底是怎么回事，宋哲绘声绘色的告诉我，
　　实际情况是刘八斤劈腿被刘玉芝抓住，刘玉芝的亲哥带着场子里五六个同事朋友，一脚踹开了刘八斤偷腥的出租房门。

　　刘八斤当场被抓住，裤衩都被扒了，大白天里晃荡着一条毛毛虫，在乡里被追着跑了一条街，彻底火了。
　　听完后，我们一边肆无忌惮的嘲笑刘八斤，在刘彦明诧异的眼神中，我们又聊起了刘八斤与刘玉芝的过去。
　　刘八斤本名刘佳。他身材臃肿，消化系统也好的出奇。
　　他身高一米六六，体重八十八公斤，拉完屎以后八十四公斤。
　　这不是调侃，是真事儿。
　　大约一年前的夏天，我和刘八斤、羊克三人在乡里的饭店喝酒，

　　席间我们都喝了不少啤酒，喝到接近尾声时，身材很标致的刘玉芝来了。
　　刘八斤趁着酒劲，嚷嚷着向刘玉芝倾诉爱慕之意，
　　刘玉芝不同意，嫌弃刘八斤长得丑，还肥，直言不讳地说刘八斤有两百斤。
　　刘八斤很不满，拍着胸脯说自己只有一百六七，只能算略微丰满。
　　刘玉芝不信，十分笃定地说他绝对有两百斤。
　　半开玩笑的争执中，刘八斤去了一趟厕所，然后来到饭店门口的一个磅秤前，当着我们大家的面，称了**重！
　　称重的结果让人难以置信：84公斤！
　　我们一度以为那磅秤是坏的，因为，
　　两天前，刘八斤还还在我们兄弟的嘲讽中，称过体重，当时是88公斤。
　　吃喝玩乐是刘八斤的人生信条，他从来没有减肥的想法，
　　我们实在有理由怀疑..那天晚上，他跑到饭店厕所里，到底憋了什么大招？
　　事后，刘八斤这个外号，一炮而红。
　　聊着聊着，刘八斤眼眶就红了，即便他极力控制，我们也能看出来，他并没有表面上的云淡风轻，一年多的相处，他对刘玉芝还是有感情的。
　　第二天，我回到了灵山乡，回到了外婆家。
　　下午，当阔别三个月再次见到外婆时，外婆正在家里给四五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女孩做无偿补习。
　　就在那个空气中弥漫着淡淡鸡屎味的院子里，在挂在槐树树干上的小黑板前，外婆右手一截粉笔，左手拿着鸡毛掸子做教鞭，时不时的弯腰在黑板上写写划划，没有阿黄的提醒，连我回家了，外婆都没察觉。
　　我安静地站在竹林边，看着外婆，看着背已微驼，眼里依然有光的外婆，午后金色的阳光撒在她脸上，脸上的褶皱也仿佛成了金色，她像是沉浸在自己作品中的米开朗基罗，鼻尖浸出的汗珠如此清晰。

　　我凝视着她，他却没发现我，我在竹林边站了足足五分钟，然后叹口气，悄悄离开。
　　我对外婆的感情，是复杂的。
　　一方面，她的理想主义感染了我，她让我感受到了世界的真善美，让无数次即将堕入无边黑暗的灵魂得到喘息，如果没有她，我可能在十年前就已经杀了贺雄！
　　另一方面，我对她身上散发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博爱很难认同。
　　我想，这和她的人生经历有直接关系。
　　我外婆在五十年代留过苏，接受过纯正的红色教育。
　　她一生质朴而纯粹，无论是精神还是行动，都坚守着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特殊年代，外公出事后，外婆回到江陵县第三中学当老师，在人民教师这个平凡而伟大的岗位上，坚守近二十年。

　　她曾经在分房和升迁上受到过很多诱惑，但始终坚持着原则和底线，
　　不曾贪污一个铜板，也不曾用手里的权力剥削打压过一个人。
　　前年退休后，她和村里的农民打成一片，上山捡柴，院里种菜，角色切换十分自然，她对劳苦大众有很深刻的同情，每个月的退休金有一大半花在给村里留守儿童的资助上。
　　她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真正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我进看守所后，博爱无私的她给曾经的学生、时任江陵县的一把手张书记写了一封信。
　　信中的内容，我不得而知。
　　但我完全能够想象，外婆在执笔写信时候的浓眉紧锁与千肠百结。
　　当时我那个案子在江陵县闹得沸沸扬扬，贺雄宗族的亲戚还找了人，抬着贺雄的尸体，到乡政府门口，制造舆论，给政府施加压力。
　　民间对我这个案子大致有两种看法：

　　一种认为贺雄该死，是罪有应得，四个人拿着凶器追着一个人打，贺雄活该被杀，何嘉祥是英雄，无罪！
　　另一种看法是，我已经超出了正当防卫的范畴，属于防卫过当。
　　到底是不是防卫过当呢，五年后，大约是99年年尾，
　　张书记的秘书，99年任江陵县副县长兼公丨安丨局长的盛文涛同志，曾经跟我有过一次对话，他说：

　　“小何，你应该感谢79年刑法，对防卫过当还未修订。”
　　“为什么？”我问。
　　“79年刑法规定防卫过当是“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的”行为。
　　但什叫“超过必要限度”，什么叫“不应有的危害”这里面的模糊空间很大。
　　当时民间舆论普遍同情你，但当时对该类案件官方态度普遍偏保守，多数做法是各打五十板子，事实上张书记已经准备给有关方打招呼了，而这时，陈淑芬（我外婆）给张书记写了一封信...”
　　我瞬间意识到，外婆这封信是有份量的，但可惜，
　　那时候的我，双手沾满了血腥，已经在黑道上泥足深陷，再也无法回头了。

　　我在外婆家住了四天，四天后，我就离开了。
　　在工业浪潮的洪流下，种地是最末的选项。
　　19岁的我还有许许多多未完成的梦，我不想过早的回到村里，继承那两亩田和锄头，继承我非常尊重但实际上被太多人瞧不起的农民身份！
　　我已不太记得那几天跟外婆相处的细节，但临走时，外婆有句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她说：
　　“嘉祥，无论你以后身在何处，做着什么样的工作，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你都不能突破做人的底线，外婆不在乎你是否衣锦还乡，只在乎你能否健健康康的活着，是否堂堂正正的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