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回老家过春节时，途经怀化一个叫安江的小镇，我停下来，吃了碗粉。
　　米粉店是一对中年夫妻开的。
　　男的拄着拐，左腿齐膝以下部分，空荡荡的。
　　女的头上扎着彩色丝巾，满脸风霜，一双手上，长满了冻疮。
　　虽然生活挺拮据，老板娘却很热情。

　　吃粉时，不停问我够不够，还需不需要加臊子。
　　我不太敢看她的眼睛，因为——
　　他老公的腿，是我亲手废的。
　　我有些愧疚和唏嘘，临上车时，我给她微信转了两千块钱，然后吩咐司机快走。
　　隔着车窗，我看见那个瘸腿的故人，
　　拄着拐，一脸诧异地追了出来。
　　二十多年过去，他已经忘记了我是谁。
　　如果不是这一次的恰巧遇见，或许，我也不会再记起一个叫贺军的人。
　　二十年的黑道生涯，我砍了很多人，生死别离见过不少，也留下了满身的旧伤。

　　现在，一下雨，我浑身就疼。
　　那些不知是刀是枪还是匕首赐予我的旧伤，就像是精准的天气预报一样，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提醒着过去的那些人，那些事儿。
　　那些刻骨铭心的人和事儿，时刻在我脑海里萦绕，挥之不去。
　　我想，我应该记录些什么，为我四十八年别无选择的人生，

　　为过去那些年的恩怨情仇与背叛，为那些孤坟荒冢天人永隔的兄弟..
　　那就从我第一次正式出道开始吧，就从贺军两兄弟说起吧。
　　我叫何嘉祥，出生于1975年，从出生开始，我就没见过父亲长啥样。
　　母亲带着我，寡妇般生活了六年后，也因受不了背后的指点与非议，上吊自杀。
　　母亲死后，我就跟外婆生活。
　　我外婆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特殊年代，她回到江陵县三中教书，

　　当时还在县城教书的外婆，七天甚至半个月才能回家一次。
　　就这样，我仿佛被世界遗弃了一样，父母全无，唯一的亲人外婆，也是聚少离多。
　　很小的时候，我被寄养在发小刘八斤家里，
　　除了发小刘八斤和羊克、宋哲，以及相处短暂的陆峰外，我几乎就没有朋友。
　　我从小在各种异样的眼神中长大，
　　那是同情和怜悯，也透着三分轻视的眼神。
　　我小心翼翼的活着，试着尽快长大。
　　小时候没吃的，我就去人家刨过的红薯地里，碰运气，去跟老鼠抢发霉的红薯。
　　有时候，饿得实在受不了，我就去村里池塘里偷鱼。
　　怕被发现，逮住一条小鲫鱼就生吃！
　　因为没爹没妈，小时候我受过很多欺负。
　　贺军的堂弟叫贺雄，他与我同龄，从小就欺负我。

　　有时候村里举办红白喜事，人多，有酒饭吃。
　　我也去蹭饭，这时候贺雄就来了，他悄悄来到我身后。
　　然后猝不及防的一把扒掉我裤头，让我当众出丑！
　　有时候在回家的小山路上，贺雄带着几个人，莫名其妙的猛推我一下，或者踹两脚。

　　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杂种，然后嬉笑间离开。
　　类似这种欺负我的次数，实在太多了，多到我数不清。
　　有时候我实在受不了，就跟他打，但他们人多，我打不过。
　　印象最深的一次，放学回家路上，我被贺雄和他的几个玩伴打得鼻血狂飙，头皮成块被扯掉。
　　怕回家被外婆责骂，我就偷偷跑到同村刘伯伯家，
　　在刘伯家的猪舍里，闻着无孔不入的猪屎味道，与四百多斤的母猪和它刚生的八个猪崽，共度长夜...
　　在猪舍的那一晚，我整晚没闭眼，我在猪舍的土坯墙上，刻了16个忍。
　　我最终还是忍了！
　　因为贺雄有个堂哥叫贺军。

　　贺军比贺雄大八岁，当时已经在社会上打流了，据说是黑社会。
　　我不想和贺雄发生冲突，更不想和独狼的兄弟贺军发生冲突。
　　贺雄的堂哥贺军是真正的黑社会，跟了县里的一个特别牛逼的大哥——东哥。
　　东哥全名申伟东，绰号独狼。

　　这个人在江陵县名气很大，江陵县道上混的几乎都听过一句打油诗，打油诗是这么说的：
　　江波立高远，狼鼠舞大塘，青龙应天高，王涛宋塘扬。
　　这首打油诗里包含五个人名，分别是江波、独狼、老鼠、青龙、王涛。
　　自小宝、寒血社、宋老虎等一批八十年代的大哥被打靶或被仇杀以后，就属这五人最风光，名号最响亮。
　　因为贺雄的关系，我听过很多独狼的传闻。
　　据说独狼非常霸道凶残，连铁路丨警丨察都敢打。
　　他手下有十多个敢打敢拼的兄弟，常年混迹于大塘街道火车站附近，以抢劫、放贷、收保护费为生。
　　火车站进站口前三百米处，有一条巷子，没有路灯的巷子。
　　那个巷子有一个人尽皆知的名字，叫——阎王巷。
　　一到晚上，巷子里乌漆嘛黑，也没个路灯。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一个人还是几个人，但凡从阎王巷经过，至少要扒层皮。
　　身上值钱的东西，比如金项链，金耳环，金牙齿，全部得留下。
　　耳环当场粗暴扒了，哪管鲜血淋淋，牙齿不好弄，但独狼也有办法。
　　他们准备了榔头。
　　一榔头下去，牙齿就搬家了。
　　九十年代初，社会上靠暴力垄断起家的团伙很多，独狼是其中做的比较出格的一个，和北方的白鞋队、菜刀队有的一拼。

　　贺军这样的黑社会，我玩不起！
　　我不想让外婆担心和失望，也不想让外婆看见我狼狈的样子。
　　我以为我的忍让可以换来岁月静好。
　　我以为岁月可以抹平我童年和少年的不幸。
　　但有些事儿，终究是没法抹去的，像是扎根在土壤深层的种子，终究会有破土而出的一天！
　　初中毕业后，我就辍学了。
　　辍学后，在乡中学后面，搭建了一个十分简易的棚子，干点收废品的活儿。

　　1994年清明节，我老早将废品铺子关了，去乡里赶集。
　　我买了一些香烛花纸之类的扫墓用品，准备回家给母亲上坟。
　　回家时，碰见了发小羊克找我喝酒。
　　羊克比我大几个月，他的童年经历也挺惨的。

　　他爸是乡里有名的地癞子，绰号羊癫子。
　　八十年代初，羊癫子上山伐了几根松木，在老八河边搭建了一座十分简易的桥。
　　然后以桥为根据地，向来往乡民强行索取过桥费。
　　说实在话，羊癫子挺霸道的，他搭建的那座木桥我也看见过。

　　就四根木材，七八米长的样子，用马钉一捆，桥就成了。
　　过桥一次，收费5分钱。
　　那个年代，每天工资才两块钱，这个收费价格实在不合理。
　　而且，乡里乡亲的，强行索要特别得罪人。
　　但如果不过桥，绕路的话要多走两里多路，实在不方便。
　　所以，还是有很多村民交过桥费了，不过，心里肯定很不情愿，背地里都骂他挣黑心钱，不得好死。
　　83年，附近有村民砍了几棵树，也在老八桥上搭建了一座差不多一样的桥。
　　这可动了羊癫子的奶酪了，羊癫子和他两个同伙，当场就把人家的桥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