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记忆，是从雪城火车站开始的。
　　那是个疯狂的年代，大喇叭里的歌曲斗志昂扬。
　　我爸把我放在了候车室冰凉的长椅上，再也没回来。
　　不知道坐了多久，我饿了，哭声引来两个公丨安丨，带我去了站前派出所。

　　公丨安丨阿姨给我扒了个热乎乎的烤土豆，问我叫什么。
　　我狼吞虎咽地吃着，说叫小武。
　　她问我姓武还是叫小武？
　　我说不知道。
　　第二天上午，我被送去了雪城儿童福利院。

　　那天雪好大，我怀疑和我一样，是天空不要它们了。
　　福利院那些人嘁嘁喳喳，说我大约五岁，还让我姓党，我不同意。
　　坚持两天以后，他们给我起了个名字：武爱国。
　　我不喜欢，固执的让所有人都喊我小武。
　　我忘了自己姓什么，怕改了名字以后，再也回不了家。
　　讽刺的是，后来我回去取档案，去派出所办了身份证，名字还是武爱国。
　　我在福利院待了四年，认识了好多字。
　　那里的生活谈不上幸福，吃不饱，冬天一手的冻疮。
　　每年的大年三十后半夜，我都会被噩梦惊醒，每次梦境都一模一样。

　　梦里看不清人，耳边都是响声，像是过年时放鞭炮，又像是枪战片里的场景，随后通红一片，天与地仿佛都在燃烧……
　　1981年刚入冬，我翻墙跑了。
　　我知道自己不是孤儿，我有家，有爸爸妈妈，尽管他们的样子早已模糊不清。
　　跑出来的前几年，我一直在街头要饭。

　　有时我会去一些饭店，捡饭桌上的残羹剩菜。
　　我卑微的像条流浪狗，嫌弃、白眼、辱骂与毒打，是家常便饭。
　　我只想活着，无所谓尊严。
　　我有过小伙伴，可走着走着就散了。
　　二丫病死在了我怀里，平时红嘟嘟的小嘴像纸一样苍白。
　　那天夜里，我把她放在了派出所门口，躲在暗处守着，直到有个公丨安丨叔叔出来，我才哭着跑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想交朋友。

　　我时常想，为什么自己从未做过坏事，但人间疾苦，却没有一件放过我？！
　　1984年的夏天，在京城一座立交桥下，我认识了一个邋里邋遢的老头儿，我们很投缘。
　　我每天去要饭，回来分给他吃，他给我讲了好多江湖故事和规矩。
　　可没多久，他不见了。
　　三个月后，京城落了初冬第一场雪，听说他死在了看守所里，我很伤心。

　　后来我才知道，老人绰号老王爷，是道上赫赫有名的贼王！
　　他并没有教我什么，却是我的启蒙老师。
　　不知不觉，我成了一个贼。
　　江湖有暗语：西北玄天一枝花，横葛蓝荣是一家；虽然不是亲兄弟，谁也未曾分过家。

　　其中：“荣”，称之为荣行，也叫小绺门，就是我这个行当：
　　贼！
　　江湖黑称[老荣]。
　　京城叫佛爷，天津卫叫小绺，上海叫贼骨头，川省叫贼(zúi)娃子，浙南叫绺仔，当阳叫偷不佬……
　　在东三省，普遍叫小偷、钳工或扣皮子。

　　我没有团伙，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师傅。
　　少管所、收容站和拘留所就是我的学校，里面那些贼都是我的老师。
　　我给他们洗脚、捶背、按腿、值夜，卑微的像孙子一样。
　　甚至还不如孙子。
　　孙子在家里有人疼，我没有。
　　他们想打就打，想骂就骂，从来不把我当人！
　　进去的次数越多，我的嘴就越甜，也越会来事儿。
　　扒、划、镊、夹、掏、抓、套……偷的方式千变万化，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手艺也越来越好。
　　[摘挂]，包含两种扒窃手段。
　　第一种很低级，指的是在火车上，小偷故意将自己的衣服挂在乘客衣服旁，以拿自己衣服为幌，趁机取走乘客衣服中的财物。
　　第二种，则是荣门难度最高的技术活！
　　指的是光天化日之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摘下别人脖子、耳朵以及手腕上的金银首饰和名表等等。
　　这种技术，必须是经验丰富、手艺精湛的老扒手才能做到。

　　而我在十九岁以后，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知觉及直觉，都已是出类拔萃，[摘挂]手法出神入化！
　　老王爷曾经说过：偷，是会上瘾的，一上瘾就以此为乐了。
　　我不否认他的说法，这个行业确实是这样，尤其第一次出手，紧张、惶恐、刺激、兴奋……像初夜一样。
　　可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没瘾，只为活下去。
　　我谨守荣门规矩，不贪，更不求发财，每次够我一段时间的花销即可。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我只想回家！

　　找到我的爸爸妈妈！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用脚丈量着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
　　十六年里，我跑了太多地方，东到抚远、南到海南、西到喀什、北到漠河。
　　我像匹孤独的狼，经历过太多太多苦难，却从未沮丧。
　　我告诉自己：小武，你可以卑微如尘土，却不可扭曲如蛆虫！
　　为了自保，15岁时，我在沧州学了两年八极拳。
　　再后来，我在广州看守所里，和一个老犯儿学了自由搏击，出来后白天学修表，晚上又花钱去学散打和拳击。
　　我不想欺负任何人，但再也不想被别人欺负！
　　从广州回雪城那天，是大年三十，趴在冰冷的桌子上，听着单调的铁轨声，我睡的特别安心，一夜无梦。
　　后来，我养成了习惯，每年这一天都会在火车上过。
　　当我上唇的绒须开始变得扎手，我不再失手，也轻易不会再出手！
　　1997年，这个冬天特别冷。
　　我从宁夏回雪城。
　　裹着军大衣，站在两截车厢连接处抽着烟。
　　有人开门，嘈杂声瞬间大了起来：
　　“啤酒、饮料、矿泉水——，香烟、瓜子、烤鱼片唠——”
　　“收收腿儿——”

　　车窗上的冰霜，将匆匆掠过的黑暗放大、扭曲。
　　我把烟蒂按灭在墙上的烟灰缸里。
　　列车员睡眼稀松打着哈欠，嚷嚷着让一让，费力地挤了过来。
　　火车停了，是山海关站。
　　车门刚一打开，下车的旅客就迫不及待地往出挤。
　　我退到了列车员室位置。

　　其实这个时间出手最安全，一是因为挤，不容易发现；二是等发现钱丢了，火车也开了。
　　我不会出手，因为车厢里有只肥羊，我已经盯了一路。
　　站台上卖货的冲了上来，他们全副武装，一个个捂得像山里的熊瞎子，炒瓜子、干豆腐卷大葱、糖葫芦……吆喝声不断。
　　旅客开始上车，我下意识观察着每个人。
　　回到5号车厢，不由一怔。
　　我那只肥羊，竟然成了别人的猎物！
　　没想到，出去抽根烟的功夫，肥羊竟然成了别人的盘中大餐！
　　这趟K17次列车，硬座全程票价是157元，19点20分从京城始发开往雪城东，第二天上午10点12分到站。
　　5号车厢刚刚下了12个男人、6个女人和1个孩子，其中5个人有座。

　　从山海关站上来了13个人，9男4女。
　　车厢里每个人的长相、位置，甚至可能从事的职业，都在我脑子里，丝毫不会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