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瑶瑶出生前我曾经坚定的认为她是谢原的孩子，否则我也不会生下她。可是孩子出生后，我发现瑶瑶的背上有一块和孟元明相同位置相同形状的胎记。我问过许多医生也查过许多资料，他们都说胎记遗传的几率很小，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我想这可能就是上天在惩罚我吧。
　　近一年多来，我更是感觉到自己像是生活在地狱中一样，因为我觉得我的丈夫正在渐渐的离我而去。他有时回家很晚，有时回家后又出去，有时喝很多酒回家，有时干脆就不回家。我不知道丈夫为什么有这种变化，但我的直觉告诉我，可能与我的女儿有关。
　　我曾经无数次的在一旁偷看丈夫看女儿的眼神，偷听他们之间的对话。丈夫开始傻傻的老远的盯着女儿看，他一看就是很长时间，如果你不去打扰他，他就像个木头一样的呆立在那里。我看到，看到父亲对女儿的爱，也看到父亲眼中的那一丝无奈。
　　“珊珊，你不要说了，别再说下去，我知道你是爱我的，知道你爱我们这个家。”谢原伸出双手按在田珊的手上，紧紧的握着握着。
　　田珊从谢原的手中抽出一只手，拿起桌上的纸巾擦了擦脸颊上的泪水，又重新去握住谢原的手。她继续说。
　　6月16号早晨水饺馆没有开门，我很早就发现了，我打电话给孟元明，电话显示无法接通。那日的白天我并没有太在意，可是晚上谢原去接我回家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谢原昨天晚上也出差没回家。我当时心里有点发毛，但也没望深处想。
　　17号早晨水饺馆依然没有开门。我看到孙大爷似乎报了警，苏警官去了现场。我打孟元明的电话，依然是无法接通，我当时觉得可能出事了，我惶恐的在店里一直盯着水饺馆那边的动静。
　　到了晚上的时候，我突然看到水饺馆的灯亮了，一个年轻人打开水饺馆的门进到了里面。这个年轻人我见过，是孟元明资助的一个学生。我后来看到孙大爷在外面敲门，后来又看到那个年轻人离去。
　　这时我想到孟元明给我说过，他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带来了上大学时用的笔记本电脑，电脑里有我和他的合影。孟元明还给我说过他把电脑放在了床下面的一个暗格里。他还给过我一把水饺馆的钥匙。我觉得我应该马上把电脑拿回来，如果他真的出了事，哪些照片是不能让别人看到的。于是我去了水饺馆，拿回了电脑以及装电脑的那个包。
　　到了夜里，好好在家睡觉的丈夫一去不回，然后又接到公丨安丨局的电话。我当时想我差不多全猜对了。当时的我完全几乎陷入了迷茫之中。

　　一宿没睡的我终于在天亮的时候想出了对策。我只有不承认认识孟元明，才是救我丈夫的唯一办法。非常庆幸的是，我的想法和我的丈夫是一致的。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你们竟然查到谢原的病历。这叫他彻底失去了抗争的底气，同时也叫他得到了解脱。
　　田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把脚边的一个双肩包拿到桌面上，对苏乐说：
　　“这就是我从孟元明床下拿来的包，这个包里的东西也许对你们有用。”
　　苏乐接过双肩包说了声谢谢。
　　“还有几句话是孟元明告诉我的，不知道对你们破案有没有用。”
　　“你说来听听。”苏乐说。
　　“孟元明曾经告诉我，安勇的人其实一直知道他在这里开水饺馆，但从来没有人来劝他回家。”
　　“哦，原来是这样。”
　　“孟元明还告诉我，安勇的律师来找过他，叫他签署一份文件。他说他没有签，而是签了另外一份文件给了律师。”
　　“那你知道是什么文件吗？”
　　“不知道。”
　　“那你知道律师是什么时候来找过他吗？”

　　“大概是8、9号的样子。”
　　“孟元明说过他有什么仇家吗？或者说他得罪过什么人吗？”苏乐问。
　　“没有。我觉得他如果有仇家或者得罪过什么人的话，那一定是安勇的人。”
　　“您为什么这样想？”苏乐问。
　　“没有为什么，女人的直觉而已。”

　　田珊和QQ昵称“白云遮住了蓝天的脸”提供的信息使本来陷入困境的案件侦破工作又有了新的方向。东城分局刑侦大队的会议室内，何晓惠正在召集专案组成员开会。
　　大屏幕上列出了四条重要线索：
　　孟离家出走原因：杀人放火+卑鄙的经营手段；
　　安勇的人知道一直知道孟的行踪，却没联系他；

　　安勇的律师在孟生前见过他，郜永丰？未签的文件？已签的文件？
　　田珊与“白云遮住了蓝天的脸”均指证安勇的人杀害了孟，但都没有证据；
　　“我总结了一下，田珊和白云遮住了蓝天的脸提供的与案件有关信息大致是这几条，大家想想是不是还有遗漏的？”何晓惠操作着电脑说。
　　“还有孟元明的那个包。”苏乐补充道。

　　“对，包里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开机密码田珊知道，里面有一些加密的文件，已经送给技术去解密，暂时还不知里面有什么内容。另外在包里还找到了一本相册、一张银行卡和孟元明的身份证。”何晓惠看了大家一圈继续说：
　　“接下来大家讨论讨论下一步如何行动。”
　　“安勇的人为何要杀害孟元明？”丁一然问。
　　这个问题抛出来以后，大家都默不作声的看着大屏幕，许久没有人回答。
　　“孟元明知道他们杀人放火的证据或知道他们的卑鄙手段？”张鹏飞突然说。
　　“可孟元明已经离开安勇15年，这些年都没有动他，偏偏要现在杀他吗？”邓如说。
　　“难道是因为文件？”苏乐问。
　　“关于文件的事，我后来又向田珊仔细核实过，孟元明的原话是：‘他们叫我签一份文件，我没有签。我把另外一份签好的文件给了律师。’。”丁一然补充说。
　　“如何是因为文件的话，是因为未签订文件呢？还是因为已签的文件呢？”何晓惠问。
　　“这两个文件也许并不冲突，会不会是一个问题的两种结果？”苏乐说。
　　“那会是什么问题呢？”丁一然问。
　　“根据对故意杀人罪犯罪动机的统计结果，以下六种犯罪的动机占绝大多数，分别是谋财、复仇、情欲、遗弃、迷信和斗殴。迷信和斗殴本案基本可以排除，遗弃指推卸某种责任，本案也可以排除。那么剩下来的就只有谋财、复仇和情欲三种。”苏乐说。
　　“一个离家15年开水饺馆的人，能有多少钱？能叫安勇的人看在眼里？”张鹏飞说。
　　“仇杀的可能性也不大，15年的时间应该能化解很多的仇恨。”邓如说。
　　“情杀倒是有可能。田珊说孟元明和贺芳虽结婚但未同房，而且孟元明又和田珊有了孩子。”丁一然说。
　　“安勇的人知道孟元明开水饺馆，目前还不好判断安勇的人是否知道他和田珊的关系，也无法判断安勇的人是否知道孩子是孟元明的。”何晓惠说。
　　“孩子的事，我觉得知道的可能性不大。”张鹏飞说。
　　“如果是情杀的话，那两份文件会是什么呢？”苏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