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人生很多时候就是在不断的做选择题,不断取舍。取舍的结果,就是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至于得失之间,哪个更重要,恐怕只有做抉择的人自己清楚吧?我个人一直觉得,得失之间看你更看重哪个、得到的哪个能更让你觉得心安了,只要自己觉得心里平和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那做出的抉择就不要后悔了。所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就是这个道理。就像隐公一开始就想着将来有一天要还政于桓公,有人褒扬有人斥责,至于这个念头对不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想,隐公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至少他是觉得这样的结果,能让他安心吧——如果他能预测到后来他会被桓公弑杀,他还会不会是这样的选择呢?也许不会,毕竟生命重要。但是,我更倾向于隐公依然会如此选择——毕竟,别人怎么做那是别人的事,我们怎么做,是我们自己的事。
日期:2022-09-01 22:30:08
(3)
[春秋]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眛。
这是隐公有记载的第一次重大外事活动。元年三月,隐公和邾国的国君在眛这个地方会盟。邾国是鲁国的邻国,大概在今天的山东邹城一带。能与邾国结盟,说明双方之前的关系应该并不是很融洽。我猜隐公之所以发起这次会盟,是因为他摄政后,首先需要一个安定的外部环境,这样才能集中精力治理国内稳定大局。双方会盟的地方叫眛,在今天的山东泗水东南。
《左传》对这件事的记载是这样的: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昧。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为眛之盟。”
意思是说跟隐公在昧这个地方结盟的人邾仪父,名叫“克”,字“仪父”,是邾国的国君。当时由于他还没有受到周王室的正式册封,因此《春秋》里在记录这件事的时候,并没有按他后来的爵位来称呼他。之所以称呼他是“仪父”,是表示尊敬他。隐公由于刚摄政想和邾国结好——“欲求好于邾”说明这次会盟是鲁国主动发起的,是鲁国有求与邾——所以在眛地和邾仪父有这次会盟。
《谷梁传》对此事的解释如下:
“传及者何?内为志焉尔。仪,字也,父犹傅也,男子之美称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于周也。不日,其盟渝也。眛,地名也。”
这段话一开始就解释为啥要用“及”字,认为用“及”就是为了强调这次会盟是鲁国主动发起的。后面解释了一下邾仪父这个称谓背后隐含的意思,跟《左传》的观点一致,也是认为因为当时邾国还没有受到周王室的正式封爵,所以没有以后来受封的等级子爵称呼邾国国君,但即使如此依然用了一个尊称。不过在解释完这些后,《谷梁传》来了一句“不日,其盟渝也”——“渝”,就是破裂、改变的意思。这句话意思是说这次会盟达成的协议其实没多久就被抛弃了。
《公羊传》相关记录如下:
“及者何?与也。会、及、暨皆与也,曷为或言会,或言及,或言暨?会,犹最也;及,犹汲汲也;暨,犹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仪父者何?邾娄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为称字?褒之也。曷为褒之?为其与公盟也。与公盟者众矣,曷为独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为可褒奈何?渐进也。眛者何?地期也。”
读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自己觉得《公羊传》对《春秋》有点过分解读了。这段话先是详细解释了为啥用“及”,还进一步阐释了会、及、暨的区别。意思是说“会”的意思就是聚会(最,就是聚的意思);“及”,有心情急切的意思;暨,则表示这个人心情比较坚决果毅。用“及”,意味着是主语这一方主动发起的会面,用“暨”,则是有主语方被迫的含义。邾仪父就是邾娄国的国君,“仪”是他的字,这里称呼他的字就是有褒扬他的意思。之所以褒扬他,是因为他与隐公会盟。与隐公会盟的人很多为何单独褒扬他,因为他较之前有了进步。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就有点疑惑了,为何《公羊传》说用字来称呼邾国的国君就是褒扬呢?引用我多年之前在一篇文章里写的一段话,简单先解释一下在传统中国文化语境下,“名”和“字”的区别:
如果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起名字是相当讲究、严肃的一件事。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惯例,名是名,字是字,有“名以正体,字以表德。”一说。《礼记·檀弓》曰:“幼名,冠字。”也就是说起名和字是两个步骤,起名是幼儿时期,人一生下来就得由父母起个名,这是“小名”或“乳名”,主要是长辈呼唤小孩子用,什么王二狗、李三猫就是所谓的这种“名”。小名没有人重视,所以谁也想不到叫个“石三伢子”的娃娃后来会打碎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男孩子等长到二十岁,可以挽起头发戴上帽子成人了,父母将郑重其事地为其举行“冠礼”,这时候再给他起个“字”,也叫“表字”,这表示他“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称其名,故冠而加字”。古时女子十六岁可以盘头挽髻别上“笄”,这时也可以取字,故女子成年称“及笄”。过去说女孩子“待字闺中”,意思是尚未婚配就是这个来历。从名与字的来历可以看出,按照过去的传统礼仪,名是只供长辈和自己称呼,自称其名表示谦逊,而字才是用来供社会上平辈的人来称呼的。
回到《春秋》里,如果说真的是尊重邾国国君,按照我们上面的解释,其实称字也不算尊重啊,应该称人家为“邾国君”之类的官方头衔才是尊重啊。对此后面我们看《公羊传》认为《春秋》对人的称呼上,是有褒贬的,后面读到庄公时代的时候,就能看到《公羊传》明确提出一个观点,说“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意思是说称呼一个人的时候,如果说以籍贯地指代,是最低等的称谓(例如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民国有人文章里提到他的时候就说“袁项城如何如何”,类似还有康有为的“康南海”之称,但是后来以地名代指某个当地著名人物时,已经没有贬低的意思了,这点跟《春秋》时代应该有所区别——至少与《公羊传》提出这一理论的时代观念有区别了);如果出身国名指代,就显得更尊重对方;如果以所属的氏来称呼,就尊重的程度又提高了一级;如果不称“某氏”而是“某人”,则对其尊重的程度再提高了一个等级;如果不称“某人”而以其名称呼,则对其尊重的程度再提高一个等级;如果用其字称呼,则对其尊重的程度再提高一个等级;如果姓后加子来称呼,那就是再高一个档次的尊称了——所以为何说孔子、孟子这类是尊称,就是这样来的。
按照《公羊传》的这一理论,后面我们还能看到《春秋》里对于邾这样的小国,对其国民正常的称呼是“邾人”。如果说邾的国君称字都是褒扬,那我们反推出,对于邾的国君,《谷梁传》认为称呼国君的名就可以了。这样也就能理解为何《左传》里会有那句“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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