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要强调是周王的正月呢？因为古人对历法很重视，改朝换代之后，必定要颁布新的历法。我们知道，在农耕时代，历法对农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而会影响整个国家的运转。但是制定历法，是需要一定的天文学基础的。某种程度上，这有着“君权神授”的含义在里面，所以，改朝换代之后颁布新历法，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既有实际意义，又有象征意义。
　　要确定历法，最基础的就是要确定正月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问题要展开讲，涉及到比较复杂的天文学知识。我们只需要简单知道，古人最终确定以冬至这一天，作为校验一年时间的标准。夏朝的时候，规定冬至月后的第二个月，为正月。到了商朝，不管是因为时间推移星象运转导致原来的历法已经不符合实际了，还是因为改朝换代的政治需要，总之商朝规定冬至月后的第一个月，为正月。到了周朝，又把正月往前提了一个月，冬至在的那个月，就是正月。

　　为什么计较正月在什么时候呢？前面说了，既有指导现实生产的需要，也有君权神授的政治需要。所以过去有个规矩，如果一方臣服了另一方，就要用对方的历法，记录事情的时候也要采用对方的纪年方式。这里强调是“王正月”，也就是说隐公元年的开端，是周历法的正月。之所以强调“王正月”，说明当时还有其他纪年的正月——事实上也是如此，例如宋国，是微子启的封国，毕竟是前朝后裔，所以周王朝在礼义上不是把宋国当做诸侯看，而是客客气气的当做客人平等看待的，允许宋国祭祀历代的殷商祖先。宋国用的历法就是商朝的历法。用谁的历法，在过去就叫奉谁为正朔——意思就是承认谁才是合法的政权。“王正月”，说明用的周王的历法，那就是奉周王室为正朔。

　　“元年春，王正月”这是《春秋》——或者说《春秋经》里的话。我们前面说了，有经有传，那么《春秋经》里的这六个字，对应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里，又有什么不同的阐发呢？
　　日期：2022-08-31 20:09:12
　　在讨论三传对“元年春，王正月”的阐释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司马迁在《史记·鲁周公世家》里的相关记载：

　　“（惠公）四十六年，惠公卒，长庶子息摄当国，行君事，是为隐公。初，惠公適夫人无子，公贱妾声子生子息。息长，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为夫人，以允为太子。及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
　　这段话的意思很好理解，就是鲁惠公在位四十六年的时候去世了，他去世以后，他的长子名字叫做息的摄政，代理行国君事，这个息就是鲁隐公。这里需要注意一点，是“长庶子”，但不是“嫡长子”，这点挺重要，为什么重要，在《谷梁传》里有论述我们后面再说。按这段记载的说法，当初鲁惠公的正妻没有生儿子，他一个地位相对低贱的妾生了个儿子起名为“息”。息长大后，惠公本来要为他娶宋国的女孩子为妻。但这个宋国女子来了以后，惠公发现长得很好看，于是就把这个女的强占为自己的妻子。这个女子为惠公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字叫“允”。惠公就立这个女子为正妻，立允为太子。他去世的时候，允还年幼，鲁国的宗室和大臣就让息摄政，所以也不说息是即位。

　　对于《春秋》开篇的“元年春，王正月”这六个字，《左传》的相关记载是这样的：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
　　结合前面的《史记·鲁周公世家》里的相关记载，我们很容易就理解了这段话。基本说的还是一件事。不过这里说明了惠公的正妻是孟子（不过不是后来的那个儒学大师孟子），孟子去世后，另一个叫声子的女子为惠公生下了隐公。宋国国君宋武公生了一个女儿仲子，结果这个女孩子一生下来掌纹就像文字，辨认出来是“为鲁夫人”，后来果然做了鲁惠公的妻子（按《史记·鲁周公世家》的记载，这个仲子应该本来是隐公的妻子），生的孩子就是后来的桓公。桓公出生不久惠公就去世了，隐公摄政但尊奉桓公。在解释了隐公及身边几个重要人物的关系后，《左传》特意强调了一下“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按照礼法，新君即位的当年，依然要用先君的年号，次年正月，新君要举行即位大典，然后才改年号，这一年就是新君的元年。按照这里的说法，隐公应该并没有举行即位大典，以示他只是暂时性摄政，所以《春秋》里也没有写他是即位。还记得我们跟前面提到的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里是怎么记载这件事的吗？“四十九年，鲁隐公即位。”，司马迁是明确说了即位的，这点是《史记·周本纪》与《春秋》的明显不同。我理解司马迁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他认为隐公的地位是后世承认的，所以司马迁是按照正常国君的记录写的。但实际上从其他的相关记载看，隐公应该确实没有举办正式的即位典礼。这点，对于特别看重周礼的孔子及后世儒家学者而言，其实是挺重要的一个细节。

　　《公羊传》对“元年春，王正月”这六个字的相关记载如下：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我们前面说了，《公羊传》和《谷梁传》在写作手法上，都是采取了一问一答的形式，读起来让人能有一种学生问老师答的现场感，而且问答层层递进，给人印象很深。这段话里，《公羊传》先是解释了元年、春、王等几个字的深层含义。然后强调了之所以说“王正月”，是为了传递一个观念——“大一统也”。
　　“大一统”这个概念的提出，非常契合汉初的政治需要，这应该也是公羊学在汉初能勃兴的重要原因。汉初刘邦曾经分封诸王，结果导致了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武帝后来实行推恩令，削弱藩王的实力，在逐步改变高祖留下来的政治体制过程中，亟需一套理论上的支持。公羊学派的“大一统”概念的提出，恰好满足了这一政治需求。《公羊传》里，这段话意思是说当时天下都奉周礼，诸侯统一于周天子权威之下。以此类推，则后来天下都应该大一统于正朔之下。汉时就是汉朝的中央政权，唐、宋则就是唐、宋的中央政权。诸侯分裂及地方割据势力都不应该出现或者说即使出现了也应该至少在名义上要臣服于中央政权的统一管理才对——维护中央政权的统一权威，是公羊学的一个重要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