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汉族，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著名湘军将领，洋务派首领。左宗棠少时屡试不第，转而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后竟因此成为清朝后期著名大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
　　袁保恒在歧山县购得大盂鼎之后，就运到了三原县，他屯粮基地临时设在三原县。大盂鼎重达三百多斤，不似一般的随身古玩，这么大的一件东西收来又让袁保恒犯了难。征军粮工作是件苦差，四处走动，而且那时很缺运粮之车。如果把鼎带在身边，随着自己东奔西走的很不现实，但留在某地又于心不忍，毕竟自己可是花了七百两银子，如果不算养廉银这可是自己十年的俸禄。
　　想来想去，袁保恒就把此事写信告诉给了上司加兄长的左宗棠，请他来定夺如何处理此鼎。左宗棠当时在甘肃，收到信函后他也不知道如何处理，都是行军打仗，居无定所，带着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实属不便。他想了想只有二条路，一是送回老家珍藏，二是送给京师某位大官。送回老家吧，自己并不爱好，没什么意义，那就送给京官吧，做个顺水人情。
日期：2012-03-30　16: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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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实文学国宝迷踪系列之《蒙面双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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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左宗棠给袁保恒回信说，买鼎的银两由他来出，找人绘幅宝鼎的图样（那时大盂鼎还没有名字），再将内壁之铭文拓片送来。这二件事是小事，袁保恒很快便办妥了。收到图样和拓片后，左宗棠就差人送到京师去了。送给谁呢？送给吏部侍郎潘祖荫，说是请其帮鉴定。左宗棠知道潘祖荫嗜学，通经史，好收藏，储金石甚富，研索钟鼎、篆、隶书法文字，往来籀分。
　　左宗棠在潘府见过那些五花八门的藏宝，也听同僚们提及潘祖荫的故事。一次，潘祖荫闻听京师某处发现碑石，他欣然前往一览，在篆床后壁间，秉烛细观，连垢面也顾不上，后花五百金购回。

　　潘祖荫尤其注意收藏吉金，他所藏钟鼎彝器之类多达几百余件，成为当时收藏吉金的第一家，被人称作金石学家。当时朝廷内众太监凡得古玩，必请潘祖荫鉴别。孝钦皇后曾说“潘祖荫所鉴定者固无甚大谬也。” 潘祖荫还是一个著名的藏书家。除此之外还喜好藏印，有官印、印凡三百零四板。
　　（吉金：古代鼎、彝等古器物。古以祭祀为吉礼，故称铜铸之祭器为“吉金”。以后作为钟、鼎、彝器的统称，清代著录古器之书，多称“吉金录”。）
　　左宗棠请潘祖荫鉴定当然只是个借口，鉴定后便顺理成章送于他。可是让左宗棠感动意外的是，当鼎的拓片送到北京之后，潘祖荫复信却认为是件赝品。左宗棠远在千里之外的甘肃，从未亲眼目睹这只盂鼎的实物，也未参与买卖过程，但能肯定此鼎非仿品。听到潘祖荫的鉴定结果后，左宗棠也没说什么，便叮嘱袁保恒说，买鼎银俩他会照付，暂且将这件器物送给陕西三原县学宫（官办的学校），不要随军行动。左宗棠清楚，不能将一个对方有疑问的彝送过去，否则画虎不成反类犬，弄巧成拙就坏了。官场之事，步步小心，送礼是门大学问。

　　左宗棠在给袁保恒的信中书道：“盂鼎拓本细玩定非赝品，伯寅侍郎疑为不类……弟意宝物出土，显晦各有其时，盂鼎既不为伯寅（潘祖荫）所赏，未宜强之，盍留之关中书院，以俟后人鉴别。”
　　为此，潘祖荫与这一国宝擦肩而过差点失之交臂。左宗棠在收到潘祖荫的回函后，又去了一封书函，仔细详述了宝鼎的出土以及传世过程。收到信后，潘祖荫又把拓片拿出来细细研究了数月，并与当时收藏大家陈介祺共同斟酌，终于认定自己之前的甄别有误。他回信给左宗棠，希望能将宝鼎运至北京供他上手作进一步的鉴定。
　　按我们今天常人的看法来说，当年在歧山县出土的这么大的一尊青铜器怎么会有假呢？这潘祖荫不是古玩大家、金石学者吗？怎么会产生这种想法？到底是为什么呢？有此疑问者很正常，因为你不了解当时陕西那一片的古玩圈氛围。潘祖荫这么做不是迂腐，洽洽反应出了他的慎重。如果他轻言一句送去北京，那上千里的距离，那一路上的车马劳顿得费多少财力？
　　清代中后期，秦中古玩做伪者层出不穷，当时最有名的为苏兆年（苏六）、苏亿年（苏七）兄弟，张二铭、薛重泉父子等。其中，苏氏兄弟、张二铭等重在夏商周三代青铜器上造假作伪，而薛氏父子则重在钱币古泉。
　　有制假高手就有鉴定专家，这是相敌对又相依附的二大阵营。敌对并不代表仇恨，只是经营的立场问题。当时的专家为京师的青铜器专家陈介祺、潘祖荫，古钱币专家鲍康（子年）、刘燕庭等。这几大专家都与秦中制假者多有交往。他们之间的来往不是制假售假的关系，而是另种买卖关系。苏、张、薛等为远在京师的这些专家们在当地收买古玩，从事着古董商人这个角色。当然，他们制假的手段，专家们是基本清楚的，也不至于在他们手上买到赝品。但是秦中制假者辈有人出，哪个也说不好在何时就冒出一个新的制假高手来。这就是潘祖荫当时慎重考虑的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