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河东会盛产开国帝王？河东节度使又有什么特殊的“职位优势”呢？所谓河东地区，是指黄河“几”字形河曲处北向南流向主河道以东、太行山以西地区，包括今天山西省中部、北部大部，及陕西、宁夏、内蒙各一部。此地在唐朝，是李唐皇室的龙兴之地，其中太原城更是唐高祖李渊的起兵之所，被唐朝定为北京，其地位仅次于长安、洛阳。
　　这个地方山河环绕、地势险峻：北部有长城天险，可以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南部有泽（今山西晋城）、潞（今山西长治）二州倚黄河为屏障，可抵挡中原王朝军队向北进犯；东有太行山，可限制卢龙、魏博、成德等河北强藩的西征；西有戈壁大漠，可隔断党项、回鹘、阻卜等蕃部的威胁。由此可见，河东地区的地理形势，使其成为典型的易守难攻之地。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便形容河东是“襟带河、汾，翼蔽关、洛，推为雄胜”。不论是谁想要征服这里，都势必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李克用割据河东，虽遭后梁朱温毁灭性打击。但仍可凭借泽、潞防线死死坚持，最终由李存勖转败为胜；强悍如契丹铁骑，也几度在长城的雁门关等地被以逸待劳的河东军打得满地找牙。而且，晋中、晋北地势较高，故而从河东出兵，无论是向东进攻河北藩镇，还是南下进攻中原腹地，都能够“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凭借骑兵高速的机动能力，很快就能突破敌军防线，进而兵临城下。更何况从河东出发向东或向南用兵，两个方向上都是大平原，几乎无险可守，这更可令以骑兵为主的河东军队毫不费力地大踏步实施战略机动，牵着敌人鼻子走，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都是率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开封或洛阳，一战便攻取中原都城，从而奠定大业。

　　故而自唐朝起，中原政权便在此屯驻重兵戍守。唐朝设河东节度使之职时，便在驻军五万五千，以防备突厥、契丹。而且，河东因为邻近游牧民族聚集区，境内本身也有不少游牧民族，特别是昭武九姓和沙陀族居多，这些部族弓马娴熟、能征善战，所以历任河东节度使都十分注意招揽这些部族中的精锐编入部队，这就使河东能够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军团。在冷兵器时代，强大的骑兵就是最具威力的战略机动力量，这是河东集团能够在唐末五代呼风唤雨的最为重要的军事资本。

　　而为了统御这些骄兵悍将，非有名望、资历、本领最为出色的将帅不能镇守之。所以自后唐开始，河东节度使全部由本朝头号大将出任，石敬瑭、刘知远无一例外都是如此。兵强将也强，猛将配精兵，这在靠武力吃饭、凭军功闯天下的五代乱世中，自然能够成就五代天子三代出河东的特殊现象。翻看整个五代史，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名头响亮、在史籍中着墨甚多的杰出人物，源自河东集团者可谓数不胜数。一部《旧五代史》，列传中的文臣武将出身河东集团的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

　　随着后来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北宋，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宣告终结，但河东节度使一职从此成了历代皇帝和朝臣们关注的热点。
　　北宋建立后的第二年，宋太祖赵匡胤便向赵普咨询平息战乱、长治久安之策。鉴于唐朝安史之乱造成的危害，赵普提出了“削藩三大纲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稍夺其权”，是指逐渐收夺藩镇的行政权；“制其钱谷”，是指收缴藩镇的财富，收夺藩镇的财政权；“收其精兵”，是指收编藩镇的精锐部队，收夺藩镇的兵权。
　　藩镇管辖的州府称为“支郡”。唐朝末年，为了镇压黄巢起义，州府长官刺史往往由武人担任，还拥有一州兵权；临时代理官员则称为权知军州事（简称“知州”）。这些州府长官或拥兵自立，或由藩镇节度使控制，早已脱离了朝廷管辖。
　　藩镇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控制了地方的州政、县政；而要收夺藩镇的行政权，自然就要收夺州、县的行政权。这种在老虎嘴里拔牙的事情，必须等待时机。建隆四年（963）四月，北宋先后灭掉荆南、湖南两个割据政权，两地旧有的藩镇体系也随之解体。宋太祖抓住机会，延续了周世宗的做法，没有再在新吞并的地区任命新的节度使，而是将这里的州县全部直隶朝廷，实际上罢废了支郡。此后，随着北宋逐渐吞并南方诸国，越来越多的州县在行政上直属中央，支郡制度在南方不复存在。在中央与地方实力此消彼长之际，宋太祖又任命高级文官（“朝官”）到北方的藩镇去做知州、州县，逐步架空节度使的行政权力。到了太平兴国二年（977），也就是宋太祖去世、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的第二年，节度使支郡制度终于被彻底废除。

　　有钱有粮，节度使就不愁养兵。而这正是藩镇割据一方的基础。所以，在夺回行政权的同时，宋太祖又悄无声息地将手伸向了节度使的钱口袋。自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起，中央与地方一直实行财税三分制，也就是将地方征收的财税分成三份，一份上缴中央，称为上供；一份由节度使调用，称为送使；还有一份留给州府自己使用，称为留州。乾德二年（964），在赵普的建议下，宋太祖又下诏，命令各州每年所收田租、商税，除了留在州中用于日常开支外，其余的货币一律送往京师。宋太祖动用了金融手段。开宝三年（970）五月，宋太祖在开封开设便钱务，规定商人可以将现钱交给国库，然后由便钱务发给票据，商人凭票到各州府取款。由于此前宋太祖的两道“乾德诏令”，已经使地方财税全部以留州名义挂在朝廷名下，这就为便钱务提供了法律依据。这样，国库不断吸纳商人的货币，而各州府以留州名义虚报截留的货币却被商人兑换走，地方的货币变相流入朝廷的国库。在专业化的金融手段和其他各项政策的配合下，“制其钱谷”完美收官。而且，便钱务成立时，大规模的节度使迁调、罢免工作已经开始，自顾不暇的节度使再也无力公然反抗朝廷。

　　与“制其钱谷”类似，为了“收其精兵”，宋太祖也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早在建隆二年（961）五月，太祖便下诏，要求藩镇提升那些骁勇善战的精锐士兵的个人等级。这道诏令获得了广大藩镇的积极响应。因为藩镇登记的精锐士兵越多，就越有理由截留更多的财税，从而就越有财力雇佣更多的士兵，供养更多的军队，然后对抗朝廷。藩镇想得很美，却没想到因此掉进了太祖的陷阱。乾德三年（965）八月，太祖终于公开了自己的真实目的，发布了开国以来第一道收编地方精兵的诏令。收兵令要求藩镇将精锐士兵送至开封，由朝廷的军头司负责拣选，符合标准的就留下补入禁军，不符合的就退回藩镇。由于有了四年前的准备，朝廷早已掌握了藩镇精兵的实际人数，使得藩镇无法瞒报。就这样，宋太祖将骁勇之士选送京城，编入中央禁军，将各地军队中的精英集中到京师。全国的精锐部队被征集到首都开封，藩镇军队走向衰落。逐渐的，地方军队只留下了老弱病残，他们不再出征，只负责铺路、盖房、疏通河道、维护治安之类的工作，被称为“厢军”。作为战斗序列的地方部队实际上已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