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三十而立”之时，由于博学，渐渐有了些名气，以至于齐景公访鲁之时，竟也会见了他。席间谈起秦穆公当年起边陲小国而雄霸一方的英雄故事，孔子大发了一通感慨。
　　显然，他幻想像百里奚一样，虽出身卑微，仍得明君重用。他最后的话与其说是对秦穆公与百里奚的评价，莫不如说是在喃喃地呓语自己的理想：“虽王可也，其霸小矣。”
　　然而现实如何呢？
　　公元前516年，鲁国的三大贵族（三桓）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联合攻打鲁昭公。鲁昭公战败，逃到齐国，孔子也一同逃往齐国。在这里，他又遇见了齐景公。就是在和齐景公的又一番谈话中，孔子将礼制思想高度浓缩成了那著名的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这句话，与急于削弱贵族权力的齐景公不谋而合，齐景公大为赏识。但此时掌握齐国重权的是精通权谋的名相晏婴，孔子始终得不到重用。更有甚者，由于齐国的四大贵族从孔子的君臣理论中感受到了严重威胁，有人想要害他，孔子只得又逃回鲁国。
　　这一等又是十几年，直到公元前501年，51岁的孔子才终于当上了中都（今山东汶上县）的地方官。一年后，政绩斐然，升为司空（掌管工程），而后升为大司寇（掌管法律）。

　　当上大司寇的孔子终于有了权力，开始了着手去实现他的梦想。第一步，就是削弱三桓势力，强化君权。于是他推行了著名的“堕三都”政策。政策的主题，就是把三大贵族的城墙都给拆了。
　　出人意料的是，这个釜底抽薪的政策居然得到了广泛支持。
　　原来，分封制引发的麻烦竟又深了一层。三桓对于自己的家臣据城反叛有着深深的恐惧，季孙氏、叔孙氏立刻协助孔子开始给自己拆城墙。
　　但拆着拆着，孟孙氏忽然意识到，这不是拿走了自己与国君对抗的本钱么？于是拒绝堕城。鲁定公派兵攻打，大败而回。季孙氏、叔孙氏也反应过来，重修城墙。孔子削弱贵族势力的努力终以失败告终。
　　不过孔子的地位倒一时并没有受到影响，反而还因政绩卓著，当起了代理宰相之职。听说了这个消息，56岁的孔子竟至喜形于色。在他的眼前，那个做了几十年的梦似乎马上就要实现。

　　但孔子那近乎一根筋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鲁国近邻齐国感受到了威胁，略施小计，就将孔子的美梦瞬间击得粉碎。
　　八十名绝色齐女，就将鲁国上至国君，下至三桓，迷得日夜笙歌、不理国政。孔子对鲁国失望之极，却又没有办法，遂开始了他的周游列国。可即使是在像卫、曹、宋、郑、陈、蔡这些中等小国里，孔子仍没有得到任何一展宏图的机会。
　　公元前484年，年近七十的孔子回到鲁国。五年后，带着他无法实现的梦想死去。
　　平心而论，虽然有过短暂的辉煌，可即便在他那个时代，孔子都算不上顶尖的政治家。两个足以光耀整个春秋时代的杰出人物，似乎在反衬孔子的失败。
　　仅在鲁国的近邻，便是一代齐国名相晏婴。取俸禄以济贫，举家粮而赈灾，于酒宴之间震慑使者，令强晋不敢攻齐，且举荐了那位写下《司马法》，讲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一代名将田穰苴。晏婴的努力，使得昏庸国君齐景公的治下，仍是一个不容诸侯小视的齐国。
　　而与鲁国同样弱小的郑国，也出了一代名相子产。治郑二十六年，郑国空前富庶。去世之时，竟至“丁壮号哭，老人儿啼：‘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
　　跟他们相比，孔子实在差得太远。

　　但是，在政坛这条实现理想的康庄大道上屡屡碰壁之时，孔子曾经开辟过一条崎岖小路——编篡古籍，开馆授徒，且一生坚持在这条小路上行走着。
　　他绝对不会想到，沿着这条崎岖小路走下去，一个空想家，变成了圣人，那些停留在纸面上的思想，竟然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崭新的儒家学派。
　　中国历史就此被完全改写。从这个时候开始，今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已然开始悄悄地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有人说：中国的历史就是孔子思想的影响史。此言不虚。
　　我们就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孔子，凭什么是孔子，拥有如此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圣人地位呢？
　　在我看来，这是中国文明史的一个重大命题。如同研究宗教对于研究西方历史的重要性一样，我们只有解答了这个问题，才有可能明白，接下来的两千多年在中国发生的那么多故事是怎么一回事。
　　而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得坐下来，翻开两千年前留下的哲学经典，去探求一下孔子思想的内涵究竟如何。
　　首先要谈的还是这个“礼”字。
　　孔子向来不讳言自己的思想直接来自周公。他那句“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居然还阴差阳错地使得周公成了民间小巷里的解梦的神仙。

　　以周公继承者自居的孔子就成了周礼最坚决的维护者。在《论语》当中，维护礼制的话语处处可见：
　　鲁国权臣季孙氏的八行乐舞队使他怒不可遏，讲出了那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一百多年前的齐国名相管仲，也没能逃脱他老人家的痛骂：“管仲知礼乎？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反坫：诸侯之间互相敬酒后把空酒杯放还坫上），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即便在喝酒的时候，他也不忘借着小小的酒杯表达一下对礼崩乐坏的感慨：“觚不觚，觚哉？觚哉？（觚做得都不像觚了，还是觚吗？还是觚吗？）”
　　而孔子如此坚决地维护周礼，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与周公一样，坚定地认为：只有礼制才是最高的治国之道。甚至强过政令，强过刑罚。所以，《论语·为政》篇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导之以政，齐之以德，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政令去引导人民，用刑罚去管理国家，人民可以免于犯罪,但是不能使人民知耻。用德行去引导人民，用礼制去管理国家，人民不但知耻，而且自己就会规范自己了。）”

　　大约很多人看到这里，脑中立刻浮现出两个字：迂腐。可真的是这个样子么？我不认同。
　　纵观整个世界政治史，以礼治国，独一无二，举世无双。而在礼制基础上的西周文明，发展速度恐怕超过了同时期的任何文明。这本身就说明了礼制的威力。接下来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也明白地昭示着，沿着孔子的道路走下去，可以创造出怎样的辉煌灿烂，怎样的富庶繁荣。
　　当然，今天再不会有什么人提倡以礼治国。随着教育的扩大，互联网的普及，民智已被空前开启，再指望依靠礼法去约束人民，怕已不再现实。但被西方政界奉为金科玉律的民主、法制，就真的是是创造太平盛世的灵丹妙药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就不会到1988年，还有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发表的联合宣言中就不会写下这样的话语了：“21世纪的人们若想生活在和谐与繁荣之中，必须退回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