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而言，中国的农民起义就频繁多了，别的且不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其历史不过才两百多年，然而史书中记载的农民起义就超过了三百次，平均下来，一年都不止一次。
　　至于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那就更是老少皆知了：陈胜吴广、绿林赤眉、红巾黄巾、宋江方腊、白莲教天理教，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当然了，也包括本书中将要上场的两位明末的大佬级人物：李自成和张献忠。
　　其次是动机问题。中世纪的西欧国家，一般都实行“领主分封制”，农民隶属于贵族，他们对贵族尽义务，贵族再对国王尽义务，农民对国王并没有直接的义务。所以矛盾和冲突主要发生在农民和贵族之间，国王反而经常处于居中调停的地位。

　　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农民起义的使命却是为了改朝换代。自秦朝以后，官僚体制代替了贵族体制，欧洲贵族有自己的领地和附庸，中国的官僚却没有这样的待遇，作为“朝廷命官”，他们就是皇帝的代表。所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其实不过是实力不够的表现，一旦实力足够，就变成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和“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我们所熟知的《水浒传》中的李逵同志，其经典语录之一便是“杀到东京夺了鸟位”。

　　最后是破坏力问题。西欧的农民起义一般破坏力不大，当农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国王往往就会站出来调停。在国王的主持下，农民与贵族开始坐在谈判桌前开始谈判。
　　西欧的王权根本无法与中国的皇权相比，西欧的王权是极其脆弱的，国王甚至需要依靠农民的力量来制衡贵族，所以谈判的结果通常是农民取得胜利。起义爆发以后，通常能够以一种和谐的方式结束。
　　中国农民却没有西欧农民那么好的待遇，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严密控制下，农民别说联合起来表达诉求了，就连搞个民间自发组织都极其困难。到了清朝，甚至发展到了相当夸张的地步，百姓之间结拜为兄弟居然都成了犯罪。
　　指望像包拯、海瑞这样的“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倒也不是不行，可是这样的封建官僚又能有几个？至于影视剧里拦轿喊冤、进京告御状之类的套路，不仅难度巨大，而且成功率极低，根本不具备普遍可操作性。
　　正是由于中国农民长久以来被压榨得太狠，又往往习惯了逆来顺受，所以当他们走投无路揭竿而起的时候，其破坏力必然是非常惊人的。
　　如果说农民起义就算是革命的话，那么中国农民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喜欢革命的阶级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农民恰恰是古代世界最能吃苦、最能忍耐、最能承受社会不公的一群人。
　　所以，我的结论是：当忍耐换来的只是无休无止地得寸进尺，而且就连最起码的生存都无法保证，唯一剩下的选择，只有造反了。
　　日期：2022-05-17 08:08:43

　　2、风起云涌
　　民变之所以会首先出现在陕北，原因其实很简单，这里的农民实在是活不下去了。
　　如果说中国农民的生活很艰辛，那么陕北农民对此应该是感触最深的。
　　陕西北部地处黄土高原，这里虽然四季分明，日照充足，气候条件适宜农作物的生长，但是土地贫瘠，降水稀少，农业生产非常落后，粮食产量极低，很多地方都是亩不满斗，农业收成基本上都是靠天吃饭。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年份，农民也需要天天在田地里劳作，才能勉强维持最低标准的生活。
　　既然搞农业不行，那么能不能搞点手工业呢？
　　很抱歉，在这里，发展手工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陕北虽然能够出产皮毛和棉花，但是却普遍缺乏纺织技术，日常所用的手工业品大多要依靠外地供应。农民以极低的价格将皮毛和棉花卖出，却要花高价来购买外地所产的棉布，这就进一步加重了他们的生活负担。

　　搞不了手工业，单纯依靠种地又很难养活自己的家人，有的农民为了贴补家用，不得不投身于军队和驿站，指望着能够吃上一口皇粮。
　　明朝276年的历史中，北方的蒙古一直是最大的威胁所在。为了防御蒙古军队南下侵扰，朱元璋在北方边境沿长城防线陆续设立了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等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重镇”，全部驻有重兵。这其中，延绥、宁夏、固原、甘肃四镇都在陕西境内，总驻军达到了37万余人。
　　既然是政府军，按理说就该由朝廷负责给士兵发军饷。然而，由于政治腐败，朝廷经常拖欠士兵的饷银。比如崇祯二年（1629），延绥、宁夏、固原三镇的士兵就连续三十六个月没有领到一分一毫的饷银。
　　偶尔能发下来的军饷，也会被各级军官贪污克扣。有的人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把自己的盔甲和武器拿去换钱，卖完了盔甲武器，又开始卖儿鬻女，其情形真可谓是惨不忍睹。
　　再说驿站。驿站是古代供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士兵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也负责接待出公差的政府官员。陕北乃是朝廷通往西北地区的交通要道，又是边防要地，所以朝廷在此地设立了大量的驿站，不少贫苦农民去驿站当了驿卒，每日东奔西跑地为官府运送物资和公文信函。一天下来，往往弄得尘头垢面，其工作的辛苦程度，堪比今天的快递和外卖小哥。
　　工作虽说艰苦，待遇也不高，好歹勉强能够养家糊口。我们所熟知的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的李自成，当时就是甘肃银川驿的一名普普通通的驿卒。
　　崇祯二年（1629），刑部给事中刘懋上书朱由检，建议裁撤驿站，他说：“当今天下州县困于驿站的约有十之七八，而驿站用于公务的仅十分之二，用于私事的占十分之八”，如果裁撤得当，既能减轻地方负担，也能节约朝廷开支，可谓是一举两得。
　　朱由检正为没钱而犯愁呢，一听说有这么好的法子，立即表示同意，他调任刘懋为兵科给事中，专门负责驿站整顿事务。
　　一年多以后，刘懋向朝廷上报了整顿以后的成果：共计裁撤驿站两百多个，每年可节约朝廷经费六十八万五千余两。

　　崇祯皇帝很高兴，但是有很多人是不高兴的，因为在裁撤驿站的同时，也顺便裁掉了上万名驿卒。换句话说，节约的这六十多万两银子，是通过砸了上万名驿卒的饭碗实现的。
　　这些失业的驿卒里，就包括李自成。
　　日期：2022-05-18 08:06:02
　　事实上，崇祯皇帝什么都可以省，唯有驿站是省不得的。明末史学家计六奇就曾对驿站制度有过这样的评价：“祖宗设立驿站，所以笼络强有力之人，使之肩挑背负，耗其精力，销其岁月，糊其口腹，使不敢为非，原有妙用。”
　　结果经崇祯皇帝这么一折腾，上万失业的驿卒立即成为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李自成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工作，没过多久，就带着一批同样走投无路的同乡，加入了农民起义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