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06-22　03:03:55

　　(副篇)：
　　——从西门庆猝死看萌芽资本主义夭折
　　小说《金瓶梅》的写作背景，发生在明朝中叶“萌芽资本主义”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
　　书中主角西门庆，作为这一特定时期新兴商人的代表，客观的讲，他的确是《金瓶梅》中最会赚钱的一个人。但却正当他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意外地猝死在了女人床上。
　　西门庆的原有资本并不雄厚，他只是县里一个殷实的人家，父亲是个开生药铺的。但经过西门庆不长时间的经营，资本暴增，经济实力急剧膨胀，从27岁出场，到33岁死亡，只在五六年工夫，就从最初的区区几十万翻到了后来的三千多万！
　　那么，西门庆是如何发家致富的呢？《金瓶梅》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关于西门庆的一些巷陌趣事，发财妙招，巧取豪夺发大财的故事一桩接一桩，令人叹为观止。

　　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西门庆掠夺财富的手段是令人所不耻的。不过，我们应当承认，任何一种原始资本的积累，都是带有“掠夺”性质的。比如西方的“圈地运动”。
　　西门庆积聚金钱靠“掠夺”，西方圈地运动积累资本也靠“掠夺”。在方式上同样都是掠夺，可区别却在于：前者是个体行为，后者是政府行为。
　　西门庆放官吏债赚钱，娶寡妇富婆赚钱，骗女人钱，敲诈杀人犯诳钱，等等等等，都是靠着他个人的“伎俩”在掠夺资本。
　　而西方圈地运动，就不再是个人单打独斗了，政府甚至不惜使用行政命令，强行剥夺劳动者的生产资料，还积极支持鼓励对外殖民扩张，抢夺财富，积聚大量血腥的资本。
　　前者受政府抑制，后者受政府支持。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究其根源，还是因为两者的政治体制不同，当政者的阶层结构不同。
　　后者有公社和代议机构——议会。这些机构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可以有效的保护既得者的财产利益和政治权益。而这样的机构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代封建专制中国则是不可能的。
　　再者，西欧各国都保护自己的人民向海外拓展市场，支持国民到海外冒险，或经商，或贸易，或建立殖民地，或掠夺财富。都积极地保护本国侨民。
　　中国明清以来，到海外谋生的人也不在少数，可他们却得不到本国政府的保护。不仅不保护，还遭到政府的限制，甚至还遭到打击。
　　17世纪，西班牙人大肆屠杀菲律宾华人，中国政府漠然置之，杀了就杀了。清朝甚至还要求出海的商船不能带武器，只能用斧子自卫。因为海外华人早被看作是叛民、天朝弃民。
　　终于有一天，到海外拓张先已发了财的华人“个体殖民者”，被后来的同样到海外拓张的洋人“政府殖民军”消灭了。
　　没有政府的支持又怎么能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
　　所以，在古代大中华帝国专制下萌芽的资本主义，夭折就是迟早的，似乎必然。
　　那么，这与西门庆突然猝死在女人床上又有什么关系呢？猝死，似乎只是个偶然事件。
　　但任何偶然之外，都在必然之中。
　　当资本完成原始积累之后，有钱人要用绝大部分钱扩大再生产，使财产继续增值，再创造出更大的社会效益，才能使之形成良性循环。
　　世界各国都有暴发户，暴发户富了还想更富，本身想法并没错。但封建中国的暴发户，却很难把经商再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
　　因为经商是很低贱很下作的职业。稍一有钱，便要使自己快点摆脱这种卑微的格局。（而不是去将其行业壮大。）再者，有钱的暴发户，并没有政治上的代言人，其经济权益也必然会朝不保夕。
　　所以，当钱多了时，先置点田地房产后，就必然要去购买官职，购买政治地位，先保住了自己已有的财富才能再说。而不可能不顾风险的去搞什么扩大再生产。
　　如果还有多的钱，会建祠堂，修寺庙，办义学，捐款，做一些公众心目中所认为的善事。
　　如果钱还花不完，就会娶小老婆，找情人，嫖娼。快活享受一番。

　　如此说来，中国的暴发户有钱人，多数都会变成“西门庆”了。中国有钱人也就只会走“西门庆模式”：赚钱—进贡—赚钱—享受。他们的钱并不能不断的扩大再生产，很难使之产生良性的社会效益。
　　从西门庆每天的日常生活细节来看，虽然烦琐，其实只两件事：应酬喝酒；玩女人。白天的从上面灌水，晚上从下面灌水。就没其他的事干了，还有什么呢？
　　因此，西门庆如果不是累死在女人床上，也极有可能醉死在酒桌上。（换成今天，也说不定死在了麻将场上。）这就是偶然中的必然了。
　　所以作者不写西门庆受政治上的打击而死，也不写他因经济方面的破产而死，更不写他被武松复仇而打死。偏偏要写他是事业的鼎盛时期，乐极生悲，在女人床上爽死！
　　这种看似“偶然”性的结局，所揭露出的深层社会问题，比其《红楼梦》中大家族遭遇政治风险“必然”式的垮台，不知道又尖锐了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