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距离八一三淞沪抗战已经过去整整两年半。
　　这800多天里，委员长等一干要员隔三差五声嘶力竭的喊着要抗战到底抗战建国，无数基层士兵血洒疆场，然而战线是骗不了人的，一直在大踏步的向内地不停转进。
　　国民政府办公地慌慌张张的迁到了武汉，日寇步步紧逼，兵锋朔长江而上，直逼江城，而原首都南京，则更加热闹，汪伪系统正在“曰本高邻”的“指导提携”下筹办热情洋溢的“还都”大典，沦陷区另立全国性的中央已经是板上钉钉。
　　国统区上上下下则全部加入了“武装保卫大武汉”的齐声高歌中，这是白天。
　　至于夜晚，呃，试举两例：
　　社会部长谷公正纲，生活浪漫，在武汉与新欢携手合力一晚上用掉六个用宝贵美金从美国进口的“风流如意袋”，被人尊为“六先生”，若换到网络时代，只怕逃不掉“六袋长老”的名声。
　　谷公生于20世纪初，此时已经不惑之年，而能力强健，实在令一干青年青年汗颜，受其感召，大量热血爱国青年纷纷连夜奔赴延安，一如“八一三”时沪上华埠居民避祸租界般急切。
　　另有行政院办公厅大秘罗公君强，公然和某女婚外姘居，被委员长下了“生活浪漫，立即予以撤职查办”的手令，罗公倒也洒脱，随即飞重庆经昆明到香港最终赶赴上海与前东家周公佛海会面，赶在“还都”前火线从龙，在系统中分到一杯羹。
　　两人行迹相似，结果却大不相同，究其原因，无非是罗某乃湘人，湖南帮在kmt系统中已然不如辛亥初年豪横，可到底对委员长的浙江帮依然能构成重大威胁；而谷是黔人，贵州一脉在中央里势单力薄，军队中还有个何敬之撑场面，政务系统中无非小猫两三只，这才有了谷家一门三中委的殊荣，小小浪漫不值一哂。
　　此时日寇铁蹄踏遍了小半个中国，沦陷区的人民过着亡国奴的苦难日子，朝中衮衮诸公弃城失地之余，心中难免也有愧疚，更是声嘶力竭的要求这些在刀锋下的草民，“竭尽全力与寇周旋到底，做当然的牺牲”，至于稼穑之苦，民生之艰，自然是不入其法眼。
　　在他们看来这只是战争中所必须付出的一小部分代价而已，就像花园口决堤或者文夕大火中的死难者一样。
　　但有一支力量却从没有放弃敌占区的人民……

　　六场。
　　是南汇县的一个小镇。
　　黄浦江的东边自然叫浦东，南汇又处于浦东的东边，再往东就是东海看了，在后世不管地理上还是行政上都归上海管辖，成了浦东新区。
　　眼下的南汇县，河流密布，芦苇丛生，夹杂其间的是片片良田，黄浦江对岸的繁华与此无甚关系，大半个浦东地区是典型的江南农村风貌，连带着其间的居民也和十里洋场的摩登人群毫无半点相干，保守淳朴、硬挺善良。
　　浦江对岸的花天酒地丝毫影响不到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单日子。
　　六场又名鹿溪，相传明代此地有鹿群出没，可见荒僻，又因为此地靠海，居民以海水煮盐为业，于是遂有以数字+场命地名的习惯，类似的还有四场、五场、七场，国民政府嫌管理麻烦，索性将南汇划分成若干区，从一到十编号，日寇占领上海后萧规曹随，按区划强令当地老百姓登记办理良民证，一时间鸡飞狗跳，怨声载道。
　　阴历三月初三夜晚，天上云层密布，一点点上弦月也被遮盖的严严实实，海风带着潮气放肆的掠过光秃秃的河浜、田野，阴冷冷的刺骨头，穷人家即便是缩在在被窝里也难免佝头缩颈。
　　镇上的春风茶馆倒是比白天更热闹，太阳落山，大家吃过晚饭，茶馆便是书场，老板从苏州光裕社约来先生登台说书。

　　书说来说去终归那几部，但先生们平常游走于各大码头，见识广泛，时常在说书时穿插些时政消息或者各地新闻，倒是成了乡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窗口。
　　镇上日常生活简单，听书就成了大部分人日常最喜欢的消遣活动。
　　和黄浦江对面，动辄几百人的坐位，有华生电风扇、帆布靠背座椅的新式书场比起来，乡间书场实在是太简陋了，一切保持着百年前的大致模样，甚至没有专门的书台与书案。
　　两条长凳隔着四尺平行摆开，搁上几块门板，就算是说书专用的登云台了，老板特特为为关照过“先生，这门板还是我爹爹手里传下来的，你说书辰光千万要脚下留情，不要说到兴头上，一脚狠命蹬下去，‘咖喇夸擦’一声，性命交关。”
　　不用老板交代，在这颤颤巍巍的“书台”上亮相的，都提心吊胆的，莫说跺脚，就是落座、咳嗽也不敢大声，生怕书还没说就要请剃头师傅来正骨。
　　门板下倒扣着几个大小各异的水缸、火缸，这是土法上马的混响扩音器，民间沿用几百年，看着简陋，效果着实不错。
　　说书要有个书案，放着扇子、醒木、琵琶、三弦，还有老板奉送的一杯清茶。
　　考究点的用半桌，一般的用小饭桌凑合，这家倒也特别，排门板搭的书台小，饭桌放不下，老板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个方方正正的小木柜子，下面垫上两块砖头，上面盖块土布，看上去倒也像模像样。
　　只是先生每当醒木一响，心里就泛起“泥土气”，仿佛一丝尿骚臭被拍了出来，进而弥漫在自己周围。
　　要知道那个木柜子原本是个夜壶箱，“触霉头啊，比拍夜壶箱更触霉头的只有拍棺材板了吧！”但为了赚几个铜钿，哪怕真夜壶也得当作洋人铜鼓去敲。

　　一支“八堂”蜡烛点在夜壶箱，不对……是书台右侧，台上说书，多习惯以略略扭头向左，和男性蛋蛋往往左侧略低一样，这是大多数人的天生的，后天很难改变，如果蜡烛点在左边，难免容易被先生的大喘气吹灭。
　　若在平时还好，书场里终归会点几盏油灯。可若是碰到说“游地府”、“冤魂报”之类的，为了情节气氛，堂下所有灯盏都要熄灭，就留书台上一支蜡烛摇曳，这时若是蜡烛一灭，保不齐就有人要被吓得掐人中抢救了。
　　说书先生此刻正眉飞色舞，浑身用劲道在说《白蛇传》。
　　六场不算大镇，和三十里路外号称“小上海”的周浦镇没法比，但吴地人口密集，向来富庶。
　　镇小，若用心经营，这一场书下来签子钱能有六七十人也并非难事，若是碰到好本事的先生，场场“出百”（听客人数破百）也不奇怪，那就可以被同行道众翘大拇指夸一句“码头老虎”了，收入也水涨船高。
　　说书先生年纪不大，水平不俗，六场也是他常跑的码头，只是眼下看着台下稀稀拉拉，听客四十都不满，也有点提不起劲道。

　　他和茶馆每天散场后现拆账，双方对半分成，听场书法币六分，倘若“出百”，一场书下来总收入六块钱，自己到手三块，一个月也能有百把块钱到手。
　　一百块如果放在民国二十六年曰本人打进来之前，可算是了不得的高收入，那是一个科长月薪不过20多块，可“*****”一圈，物价想放炮仗似的“腾”一声就窜上去，眼下100块连一担白米（150斤）都买不到，老法币没以前值钱了，100块，看上去多，实际上也就堪堪糊口，好在日常吃喝都是书场里包的，钞票再少也是净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