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常委们还都在，我接触过的那些省委委员，也都在，组织上可以去调查，核实……以上所说，如有一点不实之处，我愿意接受组织任何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写下这些慷慨激昂的话，他很快又把它们都划掉了，并非常烦躁地站了起来，在房间里大步地来回踱着。
　　有意义吗？为自己做这样的辩护、申诉，提这样的请求，看起来似乎非常的“光明磊落”，但实际上可以说毫无意义。别的不说，就说让省委真下决心组织一个调查组，去调查他这样一个司局级干部这一件事，实现起来谈何容易！这里有许多手续要办，许多过场要走，就算千辛万苦地在一年或半年之后把调查组成立起来了，也查清事实真相了，十次全委会也早开完了。
　　还有一个办法，可以了结此事，那就是找贡书记低头认错，做一番“深刻检讨”，求得他“老人家”的理解和原谅。即便不能再列席这次全委会，也不能再向全委们阐述自己治理大山子的想法，更不可能在今后的日子里参与对大山子的治理，但有一点是可以保证的，那就是“贡大人”心气儿顺了，他会让人尽快地给自己安排一个岗位，结束目前这种等待分配的尴尬局面。走吧，离开这个是非圈子吧，干什么不是干？怎么活不是活？何必死死地要去争这一日之高低，一事之成败呢？况且，还有一句话也是可以拿来安慰自己的，那就是“来日方长”嘛……

　　但是……但是……但是什么呢？如果仅仅为了让自己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岗位而可以置大山子于不顾，当初自己为什么要退掉火车票，放弃去南方工作的机会，而决定留在K省？既然是为了大山子才决定留下的，就应该想到留下一定会有留下的艰难。现在这个“艰难”刚刚来敲自己的“门”，自己怎么可以只在自己“清白与否”“今后的安置问题”上患得患失，甚至想抽身滑脚，溜之乎也了呢？可以不为自己辩护，但不能置大山子于不顾啊！

　　想到这里，马扬的心境突然平静下来。正在发生的一切，应该是在情理之中，只不过是意料之外罢了。况且，自己在这件事中，也确有失误的地方，贡书记批评得并非没有一点道理。在这么重要的一次全委会召开前夕，自己作为一个司局级干部，事先不向省委请示报告，就“私下”里频繁地接触常委和部分全委会委员，怎么可能不引起误解？说你政治上不够成熟，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马扬很快回到书桌前，拿起笔，疾速地写了下去：“未向省委报告，又未经省委批准，在此次全委会前，我如此频繁地接触常委和部分全委会委员，引起不必要的误解，责任完全在我。我要从中汲取深刻的教训。在这里，我只向您说明一点，所有常委都可以证明，我在跟他们的谈话中，没有一句话是涉及这次对我的任用的。大山子治理的成败，不仅关系到我个人的身家性命、仕途安危……也不仅牵扯大山子三十万干部群众的身家性命和子孙前程……它在深层次的意义上，给了我们所有人一次思考和实践的机会，探索当下中国真正实现富强的道路……也许由于我的不谨慎或不成熟，我将失去这次任职的机会，但我恳切地希望，省委主要领导能允许我把这几天来反复思考所得的一些想法，向常委和全委会委员们做一次最后的陈述……这些想法已经远远地突破了几个月前，我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经报告过的那个思想底线……我觉得，事到如今，我马扬个人最后被安置到什么岗位上，已经不重要了。只要我的某些想法，能对最后解决大山子问题，产生一点作用，那么组织上怎么处置我，都是可以接受的……”

　　也许正是这最后两句话打动了内心深处同样凝结着一团化不开的“大山子情结”的贡开宸，在看完这封“申诉信”的半个小时后，他亲自跟常委们分别通报了这封“申诉信”的内容，在征得大部分常委的同意后，他让郭立明立即通知马扬去全委会报到。这时候，已是第二天的凌晨五点左右，淡青色的晨光刚刚把东边地平线从沉睡了一夜的黑暗中剥离出来，呈现出日出前那一刻恢弘的宁静和单纯的斑斓……

　　全委会一共举行了四天。马扬的发言被安排在会议结束前的那天下午。那天下午一共安排了八位同志做大会发言。发言的中心议题当然也就是这次全委会的中心议题：如何贯彻落实中央的有关指示，认真解决K省在国企改革和干部精神状态方面所存在的问题。“马扬要在大会上发言”的消息很快传出，在与会者中不胫而走，他很自然地成了会议上最让人关注的焦点人物之一。但是，与会的同志很快发现，马扬“失踪”了。发言的头一天晚上，一吃过晚饭，他就被一辆车接走了。当晚没回来。第二天上午也没见他踪影。下午，在大会上发言的仍然是八位同志，但这八个发言者的名单里，已然没有了马扬。一直到散会，马扬再没有在白云宾馆里露面。

　　有人说，为了更好地准备明天的发言，头天晚上，他回家进一步润色自己的发言稿去了，搞了一个通宵，接着又搞了一个上午，便病倒了……

　　又有人说，他是被省委政策研究室几位专门负责研究国企改革的同志叫走的。贡开宸对他的发言有点不放心，怕出大格儿，为了保险起见，特地委托这几位同志“预审”一下他的发言内容。一听之下，果不其然，即便在如此小的一个范围里，也引起了极大的分歧和争论：有人认为，马扬的想法“振聋发聩”，有“很强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不妨一试；而有的则认为，马扬所提种种建议将破坏当前来之不易的稳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和中央一贯强调的“稳定、团结、改革、发展”等基本方针背道而驰，虽亦不无可取之处，但利弊相衡，弊远大于利，等等等等。意见连夜反映到贡书记那儿，贡书记和几位常委紧急商量了一下，决定“暂停”马扬的发言。马扬便“病倒”了……

　　还有一种说法，那天晚上，马扬是被前任省委书记潘祥民叫走的。据目击者称，那辆来接马扬的车就是潘书记的专车。还有说得更玄的，说当时潘书记就在车里坐着，他们都看到了——“潘老”戴着墨镜，神色肃然。他们说，马扬大学刚毕业那会儿，曾给“潘老”当过一阵秘书。潘书记这些年一直挺关注这个“年轻人”。听说马扬要在这样一个会议上不计后果地发表那样一通带有“爆炸性”的言论，便决意赶来，将他强行带走了……

　　就像绝大多数的会议一样，不管与会者中有多少“传闻”，私下之间又有多么激烈的议论，会议总还是一往无前地在既隆重又平稳平静的气氛中宣告结束，顺利地通过了会议的各项决议和《告全省***员的一封公开信》。第二天，省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上，以社论的形式，发表了早就准备好的那一组专论新时期***人的精神状态的文章。从一论、二论、三论……一直发到五论。会后，省委向总书记和中央书记处报告了此次全会通过的加强全省党的干部队伍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十九条措施，争取以全新的精神面貌，加快全省国企改革进程，迎接新挑战，开创新局面。应该说，这一件事到此便“圆满”地画上了一个句号。起码可以这么说，“暂时”告一段落，或者还可以用现在的一个习惯用语来说，它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