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江北轻轻合上材料，这份长达28页的调查材料他已看了不下五遍，闭上眼睛，几乎都能背下来。每看一次，黎江北的心就沉重一次。一个在美国华人圈颇有威望的老人，一个对故土怀有炽热情感的游子，一个想把自己的余热贡献给祖国教育事业的老教授、老专家、实业家，却在自己的故土上栽了跟头，不但经济上蒙受了重大损失，而且还把自己的命也搭了进去！

　　黎江北跟吴老先生交往不算深，有些情感却不是用交往深浅来评价的。吴老先生初来金江时，曾邀请金江教育界同人在江边一叙，那次他们谈得虽不多，但吴老先生的达观、健谈，还有对故乡的拳拳之心，却深深印在了他的脑海里。这些年，关于长江大学，传闻和流言总也不断，而且版本众多，仅是黎江北听到的，就有好几种完全不同的说法。但所有的说法加起来，也没有这份材料带给他的震动大。如果材料反映情况属实，那么，长江大学遭遇的，就不仅仅是合同欺诈，而是……

　　是什么呢？黎江北一时说不准，但内心已有种抵制不住的愤懑，一股强烈的冲动升腾起来，好像逼着他要做点什么。江北高教事业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不能说不巨大，但背后，却隐藏了太多的污浊。这股浊流如果不清除掉，江北高教事业就不能健康发展！
　　阳光总是跟阴云相伴，黎江北是见不得阴云的人，尤其是高教这样崇高神圣的事业，更不能容忍肮脏者把它玷污。
　　黎江北收起材料，愤愤起身，在办公室里来回踱了一阵儿步，心情仍不能平静。后来他的步子停在了小阳台上，将目光投向窗外，窗外景色秀丽，阳光艳得直想让人深呼吸几口。充满朝气的学子们在他的视线里来回走动，青春靓丽的身影在五月的天空下将世界装扮得更加美丽。黎江北猛然就想起了自己的大学时光，想起了青春年少时那个满是梦想的自己…… 这天他终于作出一个决定，真诚约见吴潇潇女士，要从她那里听到最真实的内幕。

　　兴许，这才是他，一个政协委员最该做的！
　　江北大学隆重搬迁的这一天，全国政协调研组一行七人抵达金江。黎江北没去接机，三个委员当中，安排去接机的是师范大学的刘教授。江大搬迁庆典也没通知他，可能是校方估计他忙，没敢打扰他。黎江北这天没去学校，校园里几天前就乱糟糟的，搬迁毕竟不是小事，又是在正常教学期间。
　　为什么非要在这个时候搬呢？黎江北想不通，但这次他没跟周正群提意见。他知道，有些事他看到的只是表面，真正的内幕，离他的视线很远，周正群也不可能告诉他。或者，这个世界上太多的人被关在真相之外，真相永远在个别人的内心里。

　　周正群说得对，越是想知道真相的人，真相就越不可能让他靠近。那很危险！“你无法抵达真相，因为你的思维里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你坚持要按规则按事物的本真面目出牌。可有些事，不能这样出牌。”
　　他承认周正群捅到了他的软肋处，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软肋总在明处，不像周正群他们，层层叠叠，哪怕不穿衣服，身上也尽是包裹，很难用肉眼看清。
　　“两条河里的鱼。”周正群曾经这样比喻过他们。
　　闷在家里，黎江北浑身都不对劲儿，几个助手都被学校叫去帮忙，他自己又静不下心，手头事一大堆，偏偏什么也干不进去。他这是怎么了，竟莫名其妙变得浮躁，变得沉不住气，变得对世界没有信心。
　　这很可怕！
　　想了半天，黎江北终于明白，这跟那个叫吴潇潇的女校长有关。助手小苏找了她几次，电话跟她预约了几次，都被她委婉地拒绝了。她不想跟他见面。
　　为什么拒绝呢？
　　难道真如她说的，她对委员或者代表没信心？
　　对委员或代表没信心！这是一个36岁的女校长说的话，这是一个归国华侨说的话，这是一个奔走在真相之路上的女人说的话！

　　黎江北深深叹一口气，打开一份材料，这材料是两天前他写的，题目叫《民办教育的主体地位到底如何确定》。
　　他虽是洋洋洒洒写了将近8000字，但还是觉得，要表达的东西没表达出来。或者，这8000字，还是没能触到民办教育的根本上。
　　民办教育的根本到底是什么？
　　他困惑地闭上眼，这些年，围绕教育改革，他作过不少研究，写过不少论文，也发出过不少令人惊讶的声音，仔细一想，他还在门外，还是没能真正触到教育之痛，教育之痼！
　　他拿起笔，刷刷刷几下，将题目改为：《民办高校的发展呼唤教育公平》。

　　黎江北抛开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想法，专注地修改起材料来，可惜，修改了不到一个小时，电话响了，里面传来政协秘书长舒伯杨的声音：“江北，不好了，长江大学学生把交通阻断了。”
　　“什么？”黎江北浑身一震，怀疑自己听错了。
　　“情况很不好，学生们等在通往市区的路上，调研组被他们挡在了市区外。”舒伯杨的声音比刚才低了些，隔着话筒，黎江北已听到学生们乱哄哄的吵嚷声。
　　“带头的是不是张朝阳？”黎江北急忙问。
　　舒伯杨说了声是。

　　“我马上赶到。”
　　半个小时后，黎江北赶到机场通往市区的高架桥下。现场已被封堵，二十多名交警正在高架桥下疏通交通，黎江北扫了一眼，见有数百辆车子堵在路上。离高架桥一公里远处，高速路出口，黑压压地围满了人。他想，调研组定是被堵在了那里。
　　往前走时，黎江北遇到了麻烦，负责值勤的交警拉起了红线，不让人们朝事发地去。跟黎江北一道被拦在红线外的，是金江电视二台和《江都新闻周刊》的几名记者，有名小姑娘手举照相机，正跟交警大声理论。交警面无表情，无论小姑娘怎么说，就是不放行。黎江北走过去，跟一位看上去像是现场负责人的交警说了几句，交警耸耸肩，表示遗憾。黎江北没敢再坚持，连忙给舒伯杨打电话。电话响了半天，舒伯杨才接通，但他说什么，黎江北一句也听不清。

　　那边实在是太吵了。
　　黎江北无奈地收起电话，心想，这可怎么办？正焦急着，忽见一辆车子穿过层层叠叠的障碍，往事发地去。黎江北一看，正是周正群的车。情急之下，他不顾交警阻拦，冲进红线，伸手拦住了车子。两个交警扑上来，要扭他的胳膊，车内的周正群探出头，冲交警说：“让他上车！”
　　“你也没去接机？”屁股还没坐稳，黎江北就问。

　　“我在闸北新村。”周正群说。
　　“前面情况严重吗？”
　　“明知故问！”周正群阴沉着脸，他的情绪很不好，说完，大约觉得不妥，又道：“车让堵了，你说严重不严重？”
　　黎江北没再接话，他的心情比周正群好不到哪里去，这些年，黎江北经历过不少拦车堵车的事，自己下基层调研时也被围堵过。这种现象令他心痛，明明有些事应该在正常渠道内解决，但又解决不了。久而久之，便助长了一种风气，好像只有闹，只有不停地上丨访丨，才能引起高层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