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从来没有拥有过自治的政治和法律地位，没有像中世纪一些获得特许状的城镇或自由城镇那样拥有属于自己的军队。更没有像印度公司那样拥有武装的商业集团。
　　中国的集市和乡镇的有很强的经济功能。然而，政治因素决定了县城和更高级别的城市的位置、功能和命运。政治和行政命令对中国城市的命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明清商业阶层无法构建诸如自由主义或市场经济这样的非正统的价值观来为他们的经营性行为正名。更不可能像欧洲商人和市民那样，使用政治权利、军事手段以及思想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利益。
　　总的来说，中国的城市自宋朝的“城市革命”之后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功能，并且与欧洲的城市发展拥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在关键要点，中国的城市远不及欧洲城市。商人阶层的弱势地位，更进一步表明大工业不能在中国自发地兴起。
　　日期：2021-09-12 12:21:22
　　（19）

　　【讨论】
　　从原始社会后期就出现了买卖。战国的商业活动很活跃，产生了许多如吕不韦那样的商人故事。可是我们从经济和文明进步的角度来观察，需要注意两个关键。
　　第一，是商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中华文明的商业在世界上很有名，但是其实商业与农业相比并不算重要。徭役赋税是朝廷的基本收入来源，基本上由农民承担。对国家财政来说，商业简直是微不足道。阿拉伯世界和欧洲中古的中后期，商业的重要性比中国更大。
　　因此，在西汉以来就有人提出重农抑商并被朝廷采纳。朱元璋建立的经济制度更是小农意识，限制商业。不过很奇怪，洪武的商业税很轻，大概是看不见就是不存在的漠视吧。

　　第二，商人阶层的独立性。明清商人没有独立性，通过士商混合依附于士宦阶级。被欧洲的第三等级、自治城市甩后几条街。
　　嘉靖倭乱朱纨坚决斩草除根打击沿海走私，遭到朝廷的闵浙派激烈反对。走私就是闵浙大族搞的，这些宗族是士商宦地主一家人，单纯的商人毫无政治地位。
　　大航海时代西欧很多海商海盗海军一体，中国很少，最突出的是郑氏集团。郑芝龙商家出身，没有多少地产。他还是投靠官府黑白通吃。郑氏集团既有自己的商船和商业，也强收保护费敛财。可最后还是上岸为官，做了晚明福王政权的高官并在北京掉了脑袋。
　　而国姓爷郑成功则是忠君爱国的大英雄。郑明政权是按照传统皇权模式建立，看不见资本主义萌芽。
　　这二个实例说明，商人阶层没有独立的文化意识，更没有独立的政治势力。
　　在后续的内容会讨论江南和欧洲的比较，引用中外学者的材料。他们的研究很重要很正确，只是俗人没有看到他们论述商业比重和商人阶层独立性，那么也许有一点点忽略了硬币的另一面

　　【】
　　日期：2021-09-13 12:11:28
　　（20）
　　*江南经济与全球化贸易
　　（说明：这里几段内容来自网络，似应是樊树志教授的手笔。搬砖时略作文字修改）
　　大航海之后，欧洲殖民主义建立起全球贸易网络。而中国特别是江南在全球网络中占据重要地位。
　　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所带来的优质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而且出口海外，使人们看到了初露端倪的“外向型”经济。葡萄牙人以澳门为中心的果阿(印度)、里斯本(葡萄牙)航线，长崎(日本)航线，马尼拉(菲律宾)航线，把生丝、丝绸、棉布、瓷器等中国商品运往各国。西班牙人的“马尼拉大帆船”( Manila Galleon) 则把从福建月港等地运来的中国商品，销到美洲墨西哥、秘鲁、巴拿马、智利。后起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把中国商品卷入规模更大的全球化贸易之中。

　　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局，是汉唐时代的陆上丝绸之路，或宋元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所无法比拟的。法国年鉴派大师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 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16世纪“各种协力促成的运动”是西班牙前往美洲。从贸易角度看，马尼拉大帆船代表着一条特殊的流通路线。美洲白银1572年开始一次新的分流，马尼拉大帆船横跨太平洋，把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同菲律宾的马尼拉连接起来，运来的白银用于收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印度的高级棉布以及宝石、珍珠等物。他认为，这种远程贸易对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起到巨大影响。从事对外贸易的中国商人，在1638年日本实行闭关锁国后，同荷兰商人一样，甚至比荷兰商人更加有效地参加日本列岛的丝绸与白银的贸易；他们在马尼拉接收大帆船从阿卡普尔科运来的白银；中国商人始终出海经商，中国的工匠、商人和货物深入到南洋群岛每个角落。因此一本有关马尼拉大帆船的专著说：“中国往往是大帆船贸易货物的主要来源，就新西班牙(墨西哥及其附近广大地区)的人民来说，大帆船就是中国船，马尼拉就是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转运站，作为大帆船贸易的最重要商品的中国丝货，都以它为集散地而横渡太平洋。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当无拘无束地谈及菲律宾的时候，有如谈及中华帝国的一个省那样”。

　　这种盛况与江南市镇有着密切的联系，出口的生丝、丝绸主要来源于太湖流域的丝绸业市镇。正如全汉升所说：“中国国内蚕丝遍布于各地，而以江苏和浙江之间的太湖流域最重要”。全汉升所说的生丝与丝绸的出口，“以江苏和浙江之间的太湖流域最重要”，指的就是江南丝绸业市镇集中的地区。这些市镇及其四乡以出产优质生丝与丝绸而闻名于世，被称为“湖丝”——湖州及太湖周边出产的生丝的通称，它的著名品牌——“辑里丝”就是南浔镇辑里村为中心的地区生产的湖丝品牌，在国际市场上享有极高的声誉。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在一份奏折中说：“外洋各国夷船到粤，贩运出口货物，均以丝货为重，每年贩运湖丝并绸缎等货，自二十余万斤至三十二三万不等，统计所买丝货，一岁之中，价值七八十万两，或百余万两，至少之年亦买价至三十余万两之多。其货物均系江浙等省商民贩运来粤，转售外夷，载运回国”。清楚表明，在清朝官方指定的唯一贸易口岸广州，出口商品以丝货为主，而这些丝货大多是来自太湖流域的湖丝与绸缎，每年的交易额在白银数十万两至百余万两上下，决不是一个小数字。

　　太湖流域湖丝与丝绸的出口欧洲，从17世纪70年代起，有了历年的统计数字。据统计，1679～1833年的155年中，每年的出口量，从8担上升到9920担；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起，每年出口量常在5万担以上；到90年代初，出口量第一次突破10万担；20世纪20年代，出口量曾达到19万担的高峰；1845～1929年的85年中，仍然保持年增长率3.5％的上升势头。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五口通商以后，湖丝不再辗转至广州出口，而是就近在上海出口，刺激了出口数量的猛增。湖丝集散地南浔镇的丝商到上海经营出口贸易者日渐增多，成为上海丝业巨头，例如陈煦元，“侨沪数十年，为丝业领袖，能通译西语，而出以笃诚，中西丝商倚为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