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岁的唐僖宗，由宦官集团拥立，宦官势力就得到了抬头。沉寂不久的“南衙北司之争”又有死灰复燃之势。
　　南衙，即官僚机构所在，借指文人士大夫集团；北司，指宦官集团。
　　在唐朝，两大集团进行了长期的争权夺利，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有两次事件是“二王八司马事件”（805），“甘露之变”（835）。
　　“二王八司马事件”是顺宗皇帝依靠部分朝臣，企图改变宦官专权的局面，结果以失败告终；

　　“甘露之变”是文宗皇帝密谋诛杀宦官，遭泄密出卖，参与此事的朝臣均遭灭族。
　　经过这两次较量，宦官的地位再也无可动摇，直至唐朝灭亡。
　　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二王八司马”的正确读法应该是“二王，八司马”，而不是“俩王八，司马”。八个被贬为“司马”的人中，就有两个我们熟知的老朋友：柳宗元、刘禹锡。
　　唐懿宗也是宦官们矫诏拥立，但他即位的时候已经二十多岁岁，不是个小孩子了。而且他任用的宰相是老鼠跟黄鼠狼抱窝，一窝不如一窝，如“保研党”之流，他们臭名远播，竟然遮蔽了宦官集团的丑恶。
　　而接下来的唐僖宗，是一个12岁的孩子，还不懂事，非常容易控制。蛰伏的宦官集团迎来了春天。

　　他们不动声色地把权倾朝野的韦保衡干掉，足见宦官集团能量之巨大。
　　僖宗一朝，最得宠的宦官是田令孜。
　　田令孜，最初只是普王府上养马的，职位卑贱、身份低微，但田令孜读过很多书，又很有心机，很会哄普王李俨开心。主仆二人关系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小李俨认田令孜做“干爹”（阿父）。
　　唐僖宗李俨即位之后，就把国家军政大事全部交给田令孜去处理。田令孜从此开始专权乱政。官员的任命和爵位的封赏，全出田令孜一人之手，完全不经过皇帝，已经不是“先斩后奏”，而是“只斩不奏”。
　　田令孜在哄小孩儿方面的造诣是无师自通。每次见小李俨时，都会提前准备好糖果零食，一见面先给好吃的，哄孩子开心；然后利用小孩子贪玩的特点，积极培养其广泛的兴趣爱好，并充当游戏中的老司机，带他五五开黑，带他装逼带他飞。
　　在田令孜的悉心教导下，小李俨很快就培养了斗鹅、围棋、马球、歌舞等诸多兴趣爱好，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游戏玩乐，是需要花钱的。不充钱，你能变得更强？
　　小李俨对理财更是一窍不通的，花钱大手大脚，给唱歌演奏的伶官乐师、跳舞的御用网红主播们打赏，动不动就是以“万”为计量单位。疯狂散财的程度直逼他懿宗老爹。
　　府库空虚，囊中羞涩怎么办？田令孜出了一条妙计：让首都长安东西两市的商人、旅客们，把珠宝货物通通登记在册，然后转送宫中，“自愿捐给”皇上。
　　皇帝亲自拦路抢劫啊！
　　有人向司法机关控诉。其下场是被乱棍打死。
　　天子荒唐至此，自古罕见！
　　唐僖宗12岁即位，27岁驾崩，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我们对于汉献帝和明崇祯帝，更多的是给予同情，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而对于唐懿宗和唐僖宗，虽然都不是亡国之君，却努力争取来了亡国之运。
　　懿宗14年，僖宗15年。父子俩专业误国三十年。在毁灭大唐帝国的道路上，前赴后继，不遗余力。
　　三十年后，当唐昭宗接手这个烂摊子的时候，已经是无力回天了。唐昭宗也就成了一个令人同情的悲情皇帝。

　　现在，让我们把时光重新拨到唐僖宗即位的时候，看看这个12岁的小孩儿是如何把大唐葬送掉的。
　　【民变】
　　在封建王朝，“民变”一直是时代的副产品。我们通常把人民反抗朝廷的行为笼统地称为“起义”，其实是不太准确的，因为“起义”的定义是“进步革命的公开武装行动”，具有进步意义的革命，才能称之为“起义”。
　　而“造反”、“叛乱”又带有浓重的贬义色彩。
　　本书所用的“民变”，不带有任何主观感情色彩，不对其妄加评论，只是客观地描述一次地方上的群体事件；同理，以“兵变”描述军队中的下克上。

　　民变的诉求往往都非常单纯，他们的动机也很直观，所谓官逼民反。但他们的“反”并不是要真正的造反，不一定非得推翻当前朝廷。绝大多数时候，他们的“反”更像是一次武装维权、或者暴力抗法。
　　一般程序是这样的：某地父母官暴虐贪敛，因某事成为导火索，遭变民驱逐或诛杀，然后朝廷另派新官到任，安抚百姓，再把带头闹事的人斩首，“只诛首恶，余皆不问”。
　　而且民变不一定都那么血腥，有时候甚至还很搞笑。
　　比如咸通十年（869），6月份，陕虢道发生旱灾，农民向观察使崔荛诉苦，这位崔大老爷随手一指院子里的大树，说：“瞧这叶子，多绿啊！哪儿来的什么旱灾？”然后把诉苦的农民拖下去，乱棍殴打。愤怒的农民暴起反击，把他赶走。
　　崔大老爷一路逃亡，口干舌燥，就去一户农家讨水喝。农民认出了他，适逢大旱，地主家也没有余水啊！于是大家踊跃众筹，很快，就筹集到满满一大杯新鲜尿液，然后热情地给崔大老爷灌了下去。满饮此杯，聊表寸心。
　　老百姓还是很淳朴的，发泄一下胸中怨气，至多要求朝廷给换个清廉一点的父母官就行了。其规模通常只局限在一个乡，如果能影响到一个县、甚至一个州，就算很大的规模了。

　　所以朝廷对待这种民变的态度也是相对宽容的。
　　相比较而言，“兵变”就玩儿的比较大了。
　　兵变的诉求通常也比较简单，只是要价更高一些，概括起来也无非是要钱要权，算是简单粗暴了；其规模和社会危害性，也比民变要大得多。
　　其一般程序是这样：某副职或下属，挑动士兵不满情绪，以武力取代军事首长；或诛杀监军宦官，全军成建制哗变，割据称雄。
　　而当参与哗变的武装力量足够强大的时候，他们的要价也会直线上升，上升到什么价码呢？答：上不封顶。
　　比如某节度使率军出征，中途哗变，调头回京师，把皇上扒拉到一边，自己黄袍加身，登基坐殿。
　　唐末各地的民变与兵变，可谓是多如牛毛。闹得动静也是有大有小，大的诸如前文“裘甫之乱”、“庞勋之乱”，小的诸如陕虢道人民给官员灌尿。
　　僖宗皇帝即位之初，就赶上了唐末最大的一次民变——“王仙芝、黄巢之乱”。
　　乾符元年（874），唐僖宗新登大宝。年底，长垣（今河南高官垣县）民变，变民首领叫王仙芝。这场民变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壮大，与汉末的“黄巾起义”一样，它将唐王朝带进了坟墓。
　　这次民变持续十年之久，波及帝国半壁江山，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农民起义之一。
　　而纵观起义终始，其领导人的智慧也未见得多么高深，他们的“成功”更多是来自敌人的衬托。他们被时代选中，被时势造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