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0-12-13 20:46:57
　　NO.37殷仲堪过山论道
　　自从道安去世后，随着在庐山的弘法，慧远不知不觉中成了大江以南的佛教领袖。如果不是领袖或许还好一些，你可以安心做个自了汉。但既为领袖那要面对的问题就多了，他不可能整天在山上打坐参禅研习佛理，他有很多世俗上的事情要面对。而且，庐山所在的浔阳恰好又处在东西交通的要道上，很多经过浔阳人往往忍不住会去拜访他。他为了自由而不出庐山，但为了弘法又必须与外界交往。所以，他其实也需要有人来庐山走访，通过这来来往往的各色人等把自己的思想传至远方。慧远在庐山以逸待劳，就像姜太公一样等着大魚上钩。如果提婆不算在内的话，即将上任的荆州刺史殷仲堪就是他钓上来的第一条大鱼。之后还有源源不断的大鱼上钩，其中还包括桓玄这种差点把渔杆也扯断的大鯊。

　　慧远和提婆在庐山精研毗昙学的前后，晋朝上层的各方势力进行了重新洗牌。襄阳被前秦攻打时，桓氏家族的首领桓冲（时任荆州刺史）坐拥七万大军而不敢救援，眼睁睁地看着襄阳落入前秦之手，这件事让桓冲的声望严重受损。他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事后不断派军向前秦发起挑衅，结果客观上助成了前秦起倾国之兵发动淝水之战。淝水之战中，桓冲又没直接参与，而是让江东的谢氏家族大放异彩。淝水之战的第二年，桓冲就在郁闷中去世了。桓氏日趋衰弱，最后连荆州刺史这个传统的家族职务也丢掉了。桓氏的继任首领桓玄（桓温的儿子）只保留了爵位，不再担任官职，这让他很不满。写诗发牢骚说：“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自己从顶极贵族沦落成了江湖人物。

　　此前，东晋皇族司马氏相当于是傀儡，经淝水之战后，借着谢氏的兴起，司马氏也掌握了一些实权。桓氏衰落之际，晋武帝司马曜趁机任命自己的亲信殷仲堪出任荆州刺史。
　　公元392年，殷仲堪从首都建康出发去荆州上任，他感觉压力山大。压力的来源就是桓氏家族的桓玄，他就住在荆州的首府江陵，因为他的家族长期担任荆州刺史，当地的各级文武官吏都是他们家任命的，桓玄虽然没有任何行政职务，但他发出的指示，荆州的各级官吏都会不打折扣地执行，这是一个没有职位却有权力的人物。殷仲堪如果得不到桓玄的支持，他在荆州将做不了任何事情。所以，在去上任之前他就给桓玄写了信，请求他的关照。桓玄回信对他表示欢迎，但字里行间透着不恭的语气，这让殷仲堪很不安。

　　前途未卜，就像在寒冷的冬天想多带件衣服，饥饿的时候想多找点食物一样，殷仲堪在去荆州的路上也想多找一些帮手。所以经过浔阳时，他就试着想把慧远带到荆州去。一个和尚能有多大的用处呢？一个普通的和尚交到你手中，除了浪费粮食真是用处不大，但如果你手中掌握着的是一个世界级的高僧，那就另当别论了。别的不算，首先你可以利用他把功德箱塞满，挤暴，让你数钱数到手抽筋。古时的印度和西域各国为争夺名僧而大打出手并非完全是为了信仰，里面有着重大的实际利益是今天的我们想像不到的。而对于殷仲堪来说，他最缺的当然不是钞票，而是名声。自从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以来，名声对于政治家来说就是个要命的东西。往往是成也名声败也名声。桓玄之所以能在荆州发号司令，除了他的家族因素，还与他的个人气质有关，他平时喜欢清谈，鉴赏古玩字画，凭此而吸引了一大批文武官员在自己身边。殷仲堪当初也就是凭着恪守孝道的名声而被提拔上来的。晋武帝之所以选择他出任荆州，还考虑到他是一位玄学大才，在士族中那么一定的影响。当然，这点影响要对付桓玄显然不够。

　　当时的慧远在大江南北已经相当有名，是东晋皇帝司马曜和后秦皇帝姚兴都在争取的对象，如果能说动他去荆州，自己岂不比皇帝还有吸引力，名望值岂不曝表？然后利用名望来组织各种力量对付桓玄，问题就好办得多了。退一步来说，致使请不动慧远，在那个一句评语就可以让人鸡犬升天的年代，和当世高僧留下一段交往记录也不会让他吃亏。他于是带着一帮人，一路吟诗，相互唱和，进了庐山。他还带了琴师，以便和慧远交谈的时候配乐。

　　对于政治人物的来访，慧远必须认真对待，致使留不下交情，也不能留下怨怼，说不定哪天就有用呢？而且，此时的慧远已有了为佛门争取僧格，倡导沙门不敬王者的初步想法。但是，你不敬王者得有不敬的资本啊，一味地唱高调只会招来反感。你必须向王者们展示自己高出世间的一面，让他们发自内心的敬佩你。其实，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更多的是对沙门自身的一种高标准严要求。
　　因此他认真而热情的接待了殷仲堪，双方的谈话从见面的礼仪问题开始聊起，机锋不断转换，有慧根的人在一起聊天是一种高级享受，双方聊得很投机，当聊到五服制度的实义时，殷仲堪觉得仿佛在他面前的不是一位僧人，而是一位儒家的圣贤。
　　殷仲堪不失时机地发出邀请。慧远表示自己已经没有走出庐山的愿望了，既已在方外，不想再入方内，对他的盛情邀请只有衷心地感激。殷仲堪见状只得放弃。他俩后来又聊到了玄学中的易体，留下了一段著名的对话：
　　殷仲堪问慧远：“易以何为体？”
　　慧远答道：“易以‘感’为体。”
　　殷仲堪说：“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
　　慧远笑而不答。

　　对话非常简短，却包含着很多信息。这就是当时玄学家谈话的风格，如果说得太直白具体反而没水平了。从事研究易经的人可以借鉴一下慧远的这句话，一个“感”字已经把整个易学的精要概括完了。既可理解为天人感应，也可以理解为全息感应，大致就是那么个意思，可意会不可细说。一个“感”字甚至把儒释道三家乃至诸外道都概括完了。佛门的修行证果就是一个感应道交的过程，婆罗门的梵我如一又何尝不是一个“感”字？慧远原先认为儒道九流都是糠秕，到此时已经放弃这种观念了。

　　聊完这一段，殷仲堪就下山了。他和慧远的最后这段对话被刘义庆记载在《世说新语》中传之千古。慧远则借此展示了佛门高僧的独特魅力，这将招惹来更多的来访者。他俩在庐山从头到尾都没有谈到佛教，而殷仲堪却被慧远完全折服，他到荆州后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了桓玄，结果吊起了桓玄的味口，把他也引到了庐山上来。之后就引发了沙门要不要致敬王者，佛教对人类社会是否有价值等问题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