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把火是，废除茶盐钞法。北宋时代对茶盐等大宗商品，实行严格的专卖制度。官府掌控大量的南方所产茶叶，批发给茶商，从中获取高额利润。这种官购商销制度，叫做禁榷制，禁止茶商直接向茶园进行采购。蔡京对这个制度进行了改革，允许茶商与茶园直接进行交易。但是，茶商必须向官府购买茶引和官造的盛茶笼篰。茶引，实际上就是官府发给茶商的一个取茶凭证与专卖许可证。蔡京也“大变盐法”，“罢官搬运，令商旅赴场请贩”。官府发给盐商“要券”，称之为“盐引”。盐商持券到盐场取盐自由贩卖，这样“盐引”就逐渐变成了“盐钞”，取货凭证、专卖许可证逐渐变成了有价证券。官府对盐商的管理制度与茶法基本相同。不同的是，食盐的收购环节仍然由官府垄断。蔡京通过对茶盐法的改革，既使官府从繁重复杂的专卖经营中解脱出来，又实现了官府利益的最大化，应该说改革是成功的。但王黼出于政治需要，也下令予以废除。此外，王黼还规定，对富户的科派也一律取消。

　　王黼上台后的一系列政治举措，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与赞誉，人人称其为贤相。
　　对王黼的这番政治作为，宋徽宗也很满意。在王黼住宅的大门上，宋徽宗亲笔题写了“得贤治定”四个大字，以示肯定与表彰。
　　日期：2022-04-19 13:15:48
　　二十九、金使来京
　　宣和二年（1120）九月，也就是王黼上台执政的第三个月，金国使者斯剌习鲁和高随大迪乌受金太祖派遣，携带着国书和土特产，来到了东京。斯剌习鲁是女真人，担任正使。高随大迪乌是渤海人，担任副使。渤海人主要由粟末靺鞨人、高句丽人和汉人构成。粟末靺鞨人为渤海人主体，汉语是渤海人的官方语言。从族属来看，大部分渤海人与女真人是兄弟关系。

　　宋徽宗得知后，命赵良嗣负责接待，在位于外城的显静寺赐宴，由卫尉少卿董耘主持宴会。显静寺是一座地处僻静的寺庙，在这里设宴招待金使不会引人注意。用完膳后，赵良嗣又安排金使以新罗人身份入住到同文馆。新罗是朝鲜半岛上一个古代国家，北宋末年的时候，新罗国早已不存在了，此时整个朝鲜半岛已被高丽王朝所统一。
　　同文馆位于梁门外安州巷，是专门用来接待高丽国使臣的馆驿。因为当时宋朝与辽国并没断交，而金人是辽国的敌人，所以与金人交往必须秘密进行。将金使说成是新罗人，就是为了遮人耳目，因为辽国在东京也潜伏着不少间谍。
　　三天后，宋徽宗在崇政殿接见了斯剌习鲁与高随大迪乌。他们仍然以新罗人身份觐见。接见仪式很简单，接见时间也很短。宋徽宗走到殿前，斯剌习鲁手捧国书呈上。然后，斯剌习鲁与高随大迪乌就在内侍带领下，退出了大殿。
　　第二天，宋徽宗赐宴于童贯府第，令童贯负责招待金使。
　　午宴刚开始不久，宋徽宗派内侍来给金使传话，说：“今来所约，惟是贵国兵马早到西京，最为大事。”

　　斯剌习鲁回答说：“以如一切约定，本国兵马必不失信。”
　　过了一会儿，宋徽宗又派内侍来给童贯下诏，令他宴席结束后，安排人员带领金使游览一下大相国寺，并去龙德太乙宫烧香。
　　日期：2022-04-19 21:30:48
　　宋徽宗这样安排，可不是随意一说，而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带金使去大相国寺参观，实际上是让金使开开眼界，见识一下大宋的繁华与热闹。
　　大相国寺是东京城最大的佛寺，占地五百四十多亩，在宋朝建国之前，其规模就已相当壮观。宋神宗时，对其进行改建，将六十四院改为八院，分东西两厢。东厢四院为：宝严、宝梵、宝觉、惠林。西厢四院为：定慈、广慈、普慈、智海。寺内殿宇楼阁众多，画栋飞甍，富丽堂皇，殿中壁画雕塑皆出自唐宋名家之手。同时，大相国寺也是东京城最大的商品集散、商业贸易和文艺娱乐中心，每月开放五次，“四方珍异之物，悉萃其间。”由于位于全城最繁华地段，南邻汴河，交通便利，所以游人如织，熙熙攘攘，“万姓交易”，盛况空前。可以说，大相国寺是东京城最繁华的地方。

　　那么，宋徽宗安排金使去龙德太乙宫烧香，又是什么目的呢？
　　太乙宫是道观，东京城有东、中、西三处太乙宫，都属于皇家宫观。东太乙宫在城东南，西太乙宫在城西南之八角镇，中太乙宫在内城南熏门外。宋徽宗安排金使去烧香的龙德太乙宫，就是中太乙宫。太乙，是道教中所说的天上北极之神，是最尊贵的天神。太乙宫，就是礼敬北极之神的宫观。在宋徽宗看来，金国是北方之国，应该属于北极天神管辖，所以，金使应该前去烧香礼敬。
　　当天下午，宋徽宗令王黼、童贯与赵良嗣都来崇政殿，一起研究金国国书。金国国书原文是这样写的：
　　大金皇帝谨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
　　隔于素昧，未相致于礼容，酌以权宜，在交驰于使副，期计成于大事，盍备露于信章。
　　昨因契丹皇帝重遭败衄，竟是奔逃，京邑立收，人民坐获，告和备礼，册上为兄，理有未慎，斥令更饰，不自惟度，尚有夸淹，致亲领甲兵，恭行讨伐。途次有差到朝奉大夫赵良嗣、忠训郎王环等奏言：奉御笔，据燕京并所管州城原是汉地，若许复旧，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可往计议，虽无国信，谅不妄言。已许上件，所谋燕地并所管汉民。外据诸邑，及当朝举兵之后，皆散到彼处余人户不在许数。至如契丹请和，听命无违，必不应允。若是将来举军，贵朝不为夹攻，不能依得已许为定。从于上京，已遣回，转赴燕路，复为敌人远背，孽畜多疲，已还士马。再命使人，用报前由。即日据捉到上京盐铁使苏寿吉、留守同知王民效、推官赵拱等，具贯燕城，内摘苏寿吉先行付去。请发国书，备言银绢依准与契丹数目岁交，仍置榷场，及取前人家属，并余二员，即当应允。具形敝幅，冀亮避悰，令属秋初，善绥多福，有少礼物具诸别录。今差孛堇斯剌习鲁充使、大迪乌高随充副，同回前去。专奉书披陈，不宣，谨白。”

　　概括起来看，这份国书的中心大意是：前不久，赵良嗣奉御笔来访，要求将来收回燕京并所管之地，并将原来交给契丹的银绢转交给我们。对此，我们同意。但是，举兵以后，其他地方跑到燕京去的人户，不在所许范围之内。如果贵朝将来不出兵夹攻契丹，那么，不能以我们已许诺为由索要燕京。
　　王黼看后有些吃惊，他对宋徽宗说：“情况不对啊，所谓燕云之地，既包括燕京，也包括云中，分为两部分，燕京是一部分，包括山前六州，云中又是一部分，包括西京在内的山后九州，合起来才是燕云十六州。金国国书中怎么只答应给燕京并所管州城？燕京只管辖六个州啊。”
　　赵良嗣解释说：“关于西京与山后九州，金国皇帝也曾口头答应。不过，他说要等到抓获天祚帝之后，再做交割。我还特别指出，蔚、应、朔三州离大宋最近，不许金军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