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1-05-19 17:43:28
　　47 薛公献计
　　淮南国的都城在淮西群山深处的六安。（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汉书》英布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皇帝使节刚一进入淮南国，英布立即在六安城中以贲赫全族祭旗、果断公开宣告造反。这一回，他懂得师出有名的重要了。

　　刘邦还是亲自带兵平叛。但汉军主要将领几乎都带兵参战，包括已经担任齐国丞相的曹参。刘邦自己只是挂帅，似乎不再过问具体指挥。
　　这一回帮助他下定决心打的，是夏侯婴门下宾客薛公。（此人是汝阴侯、滕公夏侯婴的臣。透过这一人物关系，亦可窥得当时的社会结构，还是更接近春秋战国的封建社会而不是秦皇朝的郡县社会。）
　　薛公曾任楚国令尹。惟不知他担任令尹的楚国，是战国的楚国还是秦末大起义之后陈胜建立的张楚。推断应该是楚国。如果是张楚，那就是曾经担任或陈胜、或项梁、或怀王熊心的丞相，就是推翻秦皇朝的顶级“老革命”了，比刘邦的资格还要老，不应该成为夏侯婴的门客。作为楚国的丞相，那可能就是西汉功臣中在战国时地位最高的，在诸侯国高层经历了战国后期剧烈的社会动荡的，政治经验比较丰富。这是此人作为西汉功臣的突出特点。

　　英布公开造反，萧何的办法不能用了，刘邦只得拿出老办法，又召集诸将开会：“布反，为之奈何？”诸将又还是老意见：“发兵击之，坑竖子耳。何能为乎！”。英布打仗虽然没有韩信那么智慧，但勇猛在韩信之上。刘邦曾经亲身经历，也就没有敢打必胜的信心。
　　夏侯婴回到家，请薛公商量。战国后期，秦步步紧逼、楚节节后退，原来几乎领有江南半壁的楚国，已经退缩到淮南一带，薛公应该熟悉。这也可反证薛公确实是楚国后期的丞相。
　　没料到，薛公开口便唱反调：“是故当反。”说英布实在应该造反。
　　夏侯婴明知而反问：“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贵之，南面而立万乘之主，其反何也？”

　　薛公回答说：“往年杀彭越，前年杀韩信，此三人者，同功一体之人也。自疑祸及身，故反耳。”
　　夏侯婴其实也是这般看法。西汉功臣的绝大多数、甚至可以说除了刘邦一家子之外，都是这般看法。薛公把话说明了，夏侯婴只得表示赞同。薛公这才讲出自己的对策。
　　夏侯婴感觉很有价值，立即请刘邦召见。
　　薛公见到刘邦，开口还是先分析英布造反的基本原因，归结为一句话，“布反不足怪也”，等于面对面告诉皇帝，你那样对待韩信、彭越，英布造反是完全正常的反应。
　　这是当时官场和后世的重要不同，越是对高官贵胄越不阿谀奉承，无原则的捧场话也很少。水平高低的分别不在阿谀奉承或一针见血，而在于既能一针见血又能避免形成对立情绪、进而说服对方。这也是刘邦的幸运，所听到的多是一针见血而少有阿谀奉承，否则哪里还能有他屡败屡战的辉煌胜利呢！
　　刘邦应该是接受了薛公的分析，最少是没有当面否定，不然就不会有接下来的谈话了。薛公作为刘邦的臣子的臣子，等于是当面归罪于刘邦了；而刘邦作为薛公的君主的君主，最少是没有当面否定对方的批评。两相比较，舆论倾向显而易见。这就是刘邦面临的舆论局面。
　　薛公先把是非说清楚了，然后才从政治立场出发讨论怎样对付英布：
　　薛公对曰：“使布出于上计，山东非汉之有也；出于中计，胜败之数未可知也；出于下计，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谓上计？”令尹对曰：“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也。”“何谓中计？”“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庾之粟，塞成皋之口，胜败之数未可知也。”“何谓下计？”“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陛下安枕而卧，汉无事矣。”上曰：“是计将安出？”令尹对曰：“出下计。”上曰：“何谓废上中计而出下计？”令尹曰：“布故骊山之徒也，自致万乘之主，此皆为身，不顾后为百姓万世虑者也，故曰出下计。”上曰：“善。”封薛公千户。

　　薛公认为，最有利于英布的策略是：宣告独立而不急于进攻西汉，首先吞并东西两边的吴、楚两个诸侯国，然后吞并齐国和鲁国，继而燕赵两国可以传檄而定，这时也还不急于进攻西汉，而是进一步巩固函谷关以东的广大地域、固守其所，形成和西汉对峙的有利局面。
　　这就是韩信当年轻而易举便能实现的局面，也就是刘邦最为担心的局面，刘邦自然也就很容易接受薛公的分析。
　　同时，这也是又一次有人当面向刘邦指出功臣人人自危的问题。且这个人是夏侯婴的宾客、又是夏侯婴推荐。而夏侯婴无论担任什么职务、爵位多高，都始终是他的御者，是距离最近的亲信。夏侯婴从自己提意见发展到推荐别人来提意见了，刘邦应该更加感觉到了这种舆论的普遍；但当务之急又是平定英布。这种两难心理自然也就带到了战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