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功臣》
第12节

作者: 振古如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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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臣集团中始终未置一词的那些位,或就是多多少少了解这一历史过程的,知道这一变化有多么大。刘邦如果也了解,以他的性格,最少会迟疑。
  韩信,显然不明白拥戴刘邦称帝的巨大历史转折和深远历史遗憾,也就注定要为这一举动付出极大代价。
  隔行如隔山。人啊,最为重要的可能是弄明白自己不懂什么。
  日期:2021-03-30 12:14:55
  6 两种大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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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西汉功臣的故事,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可咱们的传统,故事就是故事,不兴夹带长篇大论的说理,充其量是子曰诗云点一半句。不像欧洲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历史文学作品,往往有长篇大论。其中不同,可能与地域无关,只是个受众文化水平问题。当下的社会平均文化水平,无疑是自宋元更迭以来最高的。(当然,这就是说,古代中国社会文化水平的演变可能不是一条直线;总体比较,两汉隋唐有可能比宋元明清要高一些。有机会再说。)所以,趁着他们双方开打之前的最后一点空闲,集中交待如下。

  认为大一统就是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大一统、大一统就只有中央集权郡县制这一种模式,二者不言而喻是一回事,可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误解。

  对于西汉皇帝和诸侯王的纠纷,长期解读为大一统和封建制的矛盾。将皇帝放在了代表大一统的、引领历史潮流的巅峰上,将诸侯王撂在了违背大一统的、违背历史潮流的山旮旯。其实,刘邦和诸侯王之间、和整个功臣集团之间,只是两种大一统之争;之后诸帝和诸侯王之间,只是刘邦诸子中哪一系应该继承皇位之争,和大一统都没有多少关系。
  春秋以降,天子式微、礼崩乐坏,社会逐渐陷入失序状态,以孔孟为代表的知识界普遍希望“一之”、“凝一”,后世解读为希望大一统,且大一统就是中央集权、郡县制。进而形成了一种普遍而悠久的下意识解读:孔孟提出了大一统的理想,并和他们的学说一起影响了中国人;后来的中国人又前赴后继实现并维护了大一统的理想。这可能是比较典型的强加于前人——前人不是神仙,不可能那样准确地预知后事。更是神话后人——后人并非无所不能,不可能那样精准地复制前人的蓝图。如果可能,中国的事情、整个人世间的事情,就太好办了。

  中国古代政治是经验政治,人们一般都是在既有现象中比较、选择。孔孟的政治选择,明显是在已经有过的两种现象之间比较,一是当时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的乱世;二是之前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各等级之间秩序井然的治世。早期儒家头脑里如何能凭空蹦出一个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大一统来?!秦国历代君相、尤其是嬴政和李斯君臣又怎么可能按照儒家的蓝图办事情?!那又何必焚书坑儒?!

  再结合先秦史料和诸子百家,尤其是孔子、孟子、子思的相关论述看。他们无疑是在当下的乱世和之前的治世之间作比较,并因此而被后世标签为保守、复辟。他们所谓“一之”、“凝一”,指的是封建诸侯制的大一统,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那样的西周古王朝。这才是早期儒家的大一统、原版的大一统。略一回顾《四书》就会恍然大悟。
  或有读者不能接受。潜意识中就是坚持认为秦始皇嬴政才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不承认之前部族制的统一、封建制的统一也是统一。若是,中国从何而来?或以为长期分裂,那中国这个概念又从何而来?四千年、五千年历史又从何而来?主张中国有四千年、五千年历史,又主张秦始皇第一次统一中国,岂非自相矛盾、两头顾不住?!
  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主张和国家观念,秦皇朝建立之前,中国已经有过三次统一。
  第一次、远古圣王以部族制统一。
  远古先民从只有血缘联系的群居状态,走向稳定的行政联系,可能缘于4千余年之前一次长达十余年的、殃及范围很大的洪水灾害。部族联席会议主持人大禹为了治水,任命了第一批脱产干部,并且开始收税——第一次将部族联盟的权力扩大到了经济方面。就现有记载看,这应该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时间大概是公元前22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延续了夏、商两个古王朝。
  先民将此视为国家的起源。亦即,中国国家的起源,可能不是化公为私,而是炎黄子孙共同生活的需要。这或许是最古老的中国特色。如果以欧洲模式考察,就会觉得还不大像是国家或干脆还不是国家。

  第二次、周公姬旦以封建制统一。
  西周古王朝建立后,部族制被大规模内战破坏。周公姬旦为了解决内部矛盾实行了封建制,“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荀子·儒效》),周部族的成员只要不是傻子,都成了领土领民的贵族领主,无意之中用封建诸侯制重新结构了全社会,也能说是重新统一。这可以说是第二次统一,时间大概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
  由于封建制主要以共同血缘和嫡长子继承制为纽带,便出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样完全脱离实际、一厢情愿强调统一性的形象表述,容易混同于后世的大一统。其实只是“天下”、国、家之间的联系比过去紧密了,周天子的“天下”和各级贵族的国、家还是各有各的土、各有各的臣,且产权关系非常明晰。战国初期郑庄公和周天子闹矛盾、就放火烧了天子家的麦子,便是极好例证。天子家和诸侯家各有各的麦子,生长麦子的土地怎么可能全是“王土”呢?

  后来所谓“礼崩乐坏”,主要就是公然破坏这种产权关系。所谓“克己复礼”,主要就是主张恢复这种产权关系。一部《春秋》,就是围绕这种产权关系展开的。一边认为孔孟复辟保守,一边又认为孔孟主张中央集权的大一统,这是很明显的自相矛盾。
  咱们对历史的解读中,这样全然不顾及逻辑、需要怎么说就怎么说的事情,还有。

  第三次、管仲君臣以联盟制统一。
  以平王东迁为标志,以血缘为纽带的诸侯制逐渐不能维系社会。齐桓公姜小白在管仲主导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建立了诸侯国家联盟。公元前651年的蔡丘之会,或可视为联盟的成立大典。过程保存在《左传》中、盟约保存在《孟子》中,都很值得琢磨。
  在这种新体制中,周天子、盟长、诸侯,三方是互相制约关系。周天子已经类似后来虚君立宪的君主,甚至有过之;诸侯也已经接近主权独立国家的国君;盟长这个新角色已经是凭借自身实力、由诸侯推举、并经周天子同意的,但不能世袭、更不能干预后任的产生,和后来的君主又全然不同。概括而言,管仲可能是试图改变最高权力更迭模式、解决世袭制的问题。(将近三千年前咱们就试图解决世袭制的问题,这肯定值得炫耀一把;但将近三千年后咱们才推翻了世袭的皇帝制度,炫耀的时候就还是得留点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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